本周，印度工作室开始进入1：200尺度的“建筑阶段”方案阶段。联培项目中共有10人参加了Luis Feduchi教授的印度工作室的设计课。此前的两个月分别为“城市研究”和“城市策略”两个阶段。在第一个月的“城市研究”中，工作室分为四个大组分别对四个印度城市进行大尺度的研究分析：通过文献调查塑造城市形态的历史、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原因，最终总结出每个城市当前在某一方面最为突出的矛盾。 “城市策略”阶段将前一阶段发现的问题归入一个设计主题中，这个主题可以是城市设计所针对之物或是城市设计动机和手段的概括，由此塑造出从问题到设计主题的教学路线。如Ahmedabad的问题是“异质的城市形态类型”。通过研究，此组将教授事先拟定的设计主题“更新”缩小为“缝合作业”，有力地将研究调查发现的问题引入设计阶段，成为便于操作的主题。事实上，教授早先对每个城市已经有确定的主题甚至明确的基地，但这些主题一开始仅以模糊的面目出现：如“更新”、“识别性”、“扩展”和“公共空间”，每个组通过调查对这些模糊的主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确切的定义。有趣的是，进入到“城市策略”阶段后，有些组的方案发展方向会与教学计划中设计的路线出现偏差，比如Pondicherry的B组（研究阶段调查后，大组会按照不同的方案发展方向细分为若干小组）认为解决此城市拥塞而单一的城市结构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更新老城中心的运河区公共空间（教学事先计划的设计场地），而是应当进行蛙跳式的新城市中心建设。这种教与学之间的张力始终能保持在一个相当有弹性的空间中，使得话题能够被激烈而充分的讨论。另外，按阶段设置机关和答案的这种“抖包袱”式的教学法也能激发起教与学的活力。印度工作室以一周作为一个工作阶段单位：周一教授开大课，周三助理教授答疑，周五评图与讨论，周末发布下周的任务简报。和现在电视上流行的选秀节目颇有几分相似，同样是按计划推进、做与评的连续互动以及对团队之间和团队之中的交流、竞争与合作。

此外，印度工作室体现了两大特点：第一，是调查、研究、分析、设计中的延续性在此设计课受到极大重视。在每周五的评图课中，老师的批评往往是：“与上一阶段的成果脱节”。

重视分析恰是欧洲城市设计的传统。工作室中一位来自威尼斯大学的同学介绍在她的学校里，教授通常更看重作业中对城市环境的分析技术和推理逻辑，而建筑往往是及其平淡的——如同罗西所说的“工匠活”。这与通常建筑系学生所作的城市设计作业中所热衷的库哈斯般的修辞化分析研究或形式的绚烂夺目大相径庭。这与欧洲城市高度结构化、历史化有直接的关系。用这种方式面对荷兰或是亚洲背景中的城市是否合适我有相当的疑问。此外这种方式也不适合印度工作室这样完全无知当地情况的“远程设计”的工作方式，而这种设计方式恰恰又是当前全球化建筑设计所广泛采用的。其实我们在国内做设计也往往会像“飞机人”库哈斯一样在对设计场地有限了解的情况下提出方案，库哈斯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积极地面对当代建筑学“高速”与“无知”的现实。

       不过，通过在印度工作室的学习，一些在国内没有被当作话题被认真讨论过的城市分析技术层面的问题得以被重新思考：比如如何通过比例的切换理解与表达城市与场地中的问题(Blow up vs. Zoom in)；比如采用何种模型制作技术确切的表达形态；比如在模型中如何处理“拟形”和“象征”的矛盾。

       第二，“工作室”这种工作方式所具有的强大的比较性和交流性，它十分适合作为一种研究与教学的制度，能够有效的促进相互的学习。印度工作室四个城市的大组之间，以及每个城市不同小组之间，都可以有很多机会进行横向的比较和学习。通常的建筑设计课教学模式是：一个教授带领一群学生研究同一个主题，交流只存在于教授和学生之间，随着设计的深入，方案愈加的个人化使得学生与学生之间交流几乎失去可能也毫无必要。但如果事先能设计这样一种大组框架，每个阶段给以相同的目标，要求以相同的表达方式，就能使得在不同的设计阶段始终有比较和交流的可能性，也便于高效的评图。这正是工作室制度最大的优点：激发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这是教育心理学中所谈及的最高效率的学习方式，而恰恰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所获知识的主要方式之一。

       随着整个设计课进入第三个月的建筑设计的细化阶段，回顾前两个整个工作室的成果，就会发现其实个人或单个小组的成果已经不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对四个城市已经有了全局上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理解了如何通过归纳与分析明确城市设计中目标与行动的逻辑关系，使得设计能够理性的推进，使得设计能够在真实的城市环境下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