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海城市发展相濡以沫的同济建筑学人

A City and a University: Can Not Be Without Each Other

伍   江    WU Jiang

Abstract

     同济大学建筑学科与上海城市的建设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海的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上海的建设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同济学人；同样，同济建筑学科的发展，也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的肥沃土壤。文章结合作者亲身所历，回顾了同济建筑学科与上海相濡以沫的发展历史。

2007年同济大学百年校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庆典上对于同济与上海的发展有这样一句评价：“同济大学的100年，是与上海城市发展相濡以沫的100年。”同样地，同济建筑学科的70年历史，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也真正恰如其分。

1 危难时代，为国分忧；创系伊始，应国之需

同济大学与上海的建设与发展息息相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整整百年之前。同济大学的前身同济德文医学堂创立于1907年，1912年与创办不久的同济德文工学堂合并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23年定名为同济大学，1927年成为国立大学。1922年，身处上海这座中国最为西化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济大学，以其对欧美特别是德国现代化城市建设人才教育的熟悉，和对中国急需城市建设人才的敏感，面对土木工程学科的学生开始开设现代市政规划与建筑相关课程。其应是中国开设此类课程最早的高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同济大学在沪校园被日军全部炸毁。同济大学不得不离开上海，整体向抗日后方转移。历经8年多的颠沛，六次搬迁，先后辗转浙、赣、桂、滇等地，1940年落脚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并始终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从四川李庄迁回上海。在抗战中，同济的医、工人才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所谓“十军工九同济”一时成为世间美谈。抗战中献出的鲜血和生命坚定并强化了同济人将教育科技紧紧融入国家需要的特殊情怀。面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战后重建，同济开始战后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刚从奥地利留学回国不久的冯纪忠先生一边参加南京和上海的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一边作为兼职教授在同济大学教授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等相关课程。在南京，冯先生参与了“房屋调查”“工业调查”和“建筑法规”工作；在上海，冯先生则作为规划顾问，参与了居住区规划和后来的建设工作。而从德国留学归来的金经昌先生则在参与大上海都市计划编制工作的同时，在同济大学工学院开设城市规划课程。冯、金二位先生的上述工作，使他们深切认识到城市规划专业的重要性与前沿性，认识到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对于城市规划与建设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为他们不久后在新成立的同济大学建筑系创办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并坚定了决心意志。[1]

与此同时，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德籍教授鲍立克（Richard Paulick），以及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主任黄作燊教授，都深度参与了战后大上海都市计划。大上海都市计划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虽然历史并没有让这个规划付诸实施，但其规划思想和理念，却深深影响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上海城市规划，直至今日。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全部并入了同济大学，成为同济大学建筑系的主力。黄先生直接接受欧美现代建筑教育、深得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规划的思想精髓，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为同济大学建筑系的负责人[2]。鲍立克在1949年离开上海，未能随圣约翰的同事们加入同济，但鲍立克、黄作燊二位先生的高足李德华先生，曾作为鲍立克的主要助手全程参与了大上海都市计划，这也使得李先生成为同济城市规划专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

1949年，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为了顺应当时新中国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地区的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冯纪忠先生在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的提议下，准备筹建新中国建设急需的建筑系。由于尚未找到足够合适的建筑学教授，他和金经昌先生先行筹建城市规划专业，于1950年从土木专业中选出了30多个高年级的学生，成立了“市政规划组”。这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设置的雏形。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同济建筑学科遇到了历史性的机遇。中央决定将华东地区除原中央大学之外的几乎所有建筑类相关学科全部汇集到同济，同时将医科、文科、法科和理工科的大部分悉数调整到上海甚至全国的多所高校，如将同济医学院整体搬迁至武汉成为武汉同济医学院，在同济测绘系基础上组建武汉测绘学院等。院系调整一方面使同济大学元气大伤，失去了国内顶尖综合性大学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同济一下子变成了一所土木建筑类学科齐全、师资强大的单一学科型高校。华东地区的其他几所院校的建筑系包括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之江大学建筑系，以及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的部分教师和浙江美术学院建筑组学生等全部进入同济，组建成为同济建筑系[3]。包括留学美国的陈植、谭垣、哈雄文、罗邦杰、黄家骅、庄秉权，先留学英国后又留学美国的黄作燊，留学奥地利的冯纪忠，留学德国的金经昌、唐英，留学法国的吴景祥、周方白，留学日本的陈盛铎等，还有国内各大学的杰出毕业生如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李德华、罗小未、王吉螽、翁致祥、唐云祥等，毕业于之江大学中文系后在圣约翰大学教授中国建筑，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陈从周，毕业于国立艺专的美术老师樊明体，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系的傅信祁、董鉴泓、邓述平等，毕业于之江大学的吴一清、王季卿等，还有毕业于大同大学的杨公侠，毕业于交通大学的葛如亮，毕业于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的戴复东、吴庐生、陈宗晖等。如此强大的阵容，又有极为罕见的学缘背景，号称“八国联军”，使上海拥有了一艘真正与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地位相称的、能够也必将在上海的城市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建筑航母[4]。同济建筑学科从此也就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济的建筑先贤们，将自己的学科命运、专业才华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命运紧紧地拴在了一起。1958年，同济在全国率先成立附属建筑设计院（今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并由吴景祥担任院长，将建筑学科的教学与设计实践紧紧结合在一起。[5]

可以说，不论老师们源于何处，同济建筑系自创立之时，就深深带上了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的印记。而上海这座城市的面貌，也从此深深打上了同济的烙印。[6]

2 前辈巨擘，言传身教；城市传统，代代相传

改革开放，为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得益于上海这座城市与生俱来海纳百川的国际化传统，更因为同济建筑学人自身博采众长开放包容的历史传统，同济建筑师生和一届又一届的同济毕业生在上海的快速发展建设中如鱼得水，尽显风流。也因为同济的存在，上海的规划与建设得以始终站立在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至高点。而同济自身的学科发展，也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终于跻身世界建筑教育的第一梯队。在国内各一流建筑高校中，还没有哪一所像同济这样对其所处城市有如此巨大的贡献，也没有哪一所像同济这样从自身所在城市的建设发展中如此得益。今天，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规划与建设，已然和同济这个名字浑然一体。一个城市和一个大学，就这样被历史固定下来，再也无法改变。

笔者1979年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学习，从此命中注定般地目睹并逐渐亲身融入了同济建筑学科与上海休戚与共、相濡以沫的历史。

记得还在大学本科学习阶段，当时的系主任冯纪忠先生就极富远见地认识到即将进入快速发展的上海必将面临剧烈的新旧冲突。如何推动上海的现代化建设扎根历史传统又能向史而新，让新时代的城市空间在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然后创造出具有城市文化个性的新面貌？接连数年，冯先生以中心城区的石库门里弄改造为题，亲自出题并指导毕业设计，全力激发同学在保护中创新，既要珍惜保护好历史，更要激发历史空间的活力，通过城市空间与建筑的历史传承来延续光大城市的精神，为之后数十年上海旧城改造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尽管冯先生关于旧城改造的思想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上海的旧城改造未能真正按照冯先生的设想进行，但他的思想仍然在一届届活跃在上海各建筑设计单位的同济毕业生的心灵中埋下了理性的种子。今天全社会不断高涨的对上海里弄建筑的保护热情，以及面对各种轻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粗暴建设行为时，来自建筑和规划专业界的反抗，不能不说与这深深埋藏的种子生生相联。[7]

1983年，我有幸进入罗小未教授门下攻读研究生。在罗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关于上海外滩历史建筑研究的硕士论文，也因此与上海许多相关学术前辈和相关专业部门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后来我继续在罗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在她的鼓励下于1993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s—1940s）》，从此我终身的学术生涯便与上海城市研究紧紧连在了一起。这本论文获得陈植、汪定增等老先生的高度肯定，为我之后数十年投身上海城市与建筑的保护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罗先生是同济建筑学人积极深度参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典型代表。罗先生自1984年起担任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近12年间始终将自己置身上海城市发展的第一线，无数次参加上海有关规划建设的重大问题讨论。即使罗先生后来不再担任建筑学会理事长，在上海有关部门的重要会议上也总是能够见到她已是耄耋之年的身影，为上海城市建设发展出谋划策，对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振臂呼喊。我和支文军一起作为她的主要助手跟随其左右，有机会和她一起参加了大量这样的活动。记得当年浦东开发如火如荼之际，李德华先生和罗小未先生深度参加了陆家嘴规划和其他一系列规划的国际方案征集谋划工作和之后的专家评审工作。在陆家嘴国际方案结束后，他们又多次参与讨论深化实施方案的研究。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罗先生家里多次看到当时浦东新区管委会负责规划的李佳能校友和负责陆家嘴实施规划编制的上海市规划院总工黄富厢校友来向李先生和罗先生请教的生动景象。

李先生和罗先生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上海发生的一切一直十分关注。李先生家里开埠之前就是老上海“原住民”，对上海的历史了如指掌。在我写作《上海百年建筑史》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李先生投入了与罗先生同样的精力给予指导。在我的论文稿上，留下了李先生用红笔批改的密密麻麻的纠错意见。他们对我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

这里仅举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一是关于上海历史建筑的保护。20世纪80年代，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近代建筑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这在当时是一项尚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推动难度很大的工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罗先生才鼓励我先进行历史研究，说清楚上海近代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她带领吴光祖教授和我，还有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章明老师和娄承浩老师着手对上海的所有建筑第一次进行了全面普查，花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上海建筑指南》。李德华先生则亲自进行英文翻译。与其说是翻译，其实是用英文重写，因为文中涉及的大量建筑名称、人名不能直接翻译，必须采用历史上的英文原名。李先生凭超强的记忆和严谨的考证使该书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之后上海建筑文化的普及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打下了重要基础。在此之前，还有陈从周教授带领章明、路秉杰等老师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上海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并在“文革”结束后将部分成果集辑出版《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王绍周老师也带着他刚刚出版的《上海近代城市建筑》加入同济。这使得以罗先生为代表的同济建筑历史学科团队在上海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上拥有了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和不可替代的专业地位。记得但凡在城市建设中碰到历史建筑保护与否的困境，上海的决策层都会找到罗先生聆听她的意见。上海市政府历任分管副市长倪天增、钱学中、夏克强等都多次亲临学校或上海市建筑学会甚至罗先生家中，亲自向李先生和罗先生当面请教。我本人多次亲历这样的动人场景。为建立起有效的政府管理机制，上海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形成了由规划局、房地局和文管委（今文物局）共管机制。而在这三个部门坐下来一起研究问题时，总是离不开罗先生这位并非政府官员却事实上在领导着上述三部门的专家。

1990年，上海在全国率先颁布《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罗先生是起草过程中事实上的灵魂人物。根据该办法，上海先后（分别于1989年、1994年、1999年）颁布了三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其中，第一批名单公布时上述管理办法尚未颁布，因此第一批名单共计61处保护对象全部按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第二批和第三批保护名单则按“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公布。罗先生一直是确定保护名单的最核心专家。对名单中的每座建筑，罗先生都仔细把关，并由我组织开展名单中各保护对象的价值鉴定工作。2003年上海正式实施由上海市人大颁布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管理条例》，保护对象从近代建筑扩展到所有建成历史超过30年的重要建筑，“优秀近代建筑”改称“优秀历史建筑”，并继续于2005年和2015年相继公布了第四批和第五批保护名单。本人后来进入上海市规划局担任副局长，分管上海的历史保护工作，有机会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这一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也完全直接得益于罗先生早年打下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步入快车道。当我们得知陆家嘴正在拆除一座极具历史价值的老宅（陈桂春宅），罗先生带着我一起奔走呼号，通过电视节目采访打动决策者，最后终于在推土机履带前保护了这座老宅，使之成为陆家嘴CBD区域留下的、还能追溯浦东乡土生活的唯一历史痕迹。陆家嘴这个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城市新空间也因此拥有了少许历史的厚重，减小了彻底割断历史的遗憾。

在我完成博士论文后罗先生又鼓励我对上海的石库门里弄进行专门研究。她认为里弄对上海有着极为特殊不可忽略的意义。1997年，我们联名出版了中英文的《上海弄堂》。罗先生专门在书中撰文《上海弄堂·上海人·上海文化》，将里弄建筑上升到文化理论高度。罗先生和同济的建筑专家们对上海历史建筑的保护不仅体现在为保护工作本身献计献策，也体现在尽一切机会直接参与实践。作为建筑与规划学科的参与者，我们始终认为城市的历史文化不仅存在于历史，也应该活在当下。现代人的生活中应该能时时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延续并承担传承历史文化的责任。历史文化气息也能丰富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并丰富现代化的内涵。90年代末上海卢湾区（现属黄浦区）政府联手香港瑞安地产集团启动紧邻中共一大会址的“新天地”开发。罗先生应邀作为专家参与了大量讨论，为新天地内的传统石库门建筑的保留改造出主意。时任建筑系系主任的莫天伟教授更是带领团队深度介入，和外方建筑师讨论切磋，为让新天地能够保留更多的历史面貌并使之融入现代商业活动绞尽脑汁。差不多同时，罗先生作为上海建筑学会理事长为卢湾区政府提升淮海路品质积极献言。她认为延续了历史文化的淮海路才是真正具有活力的现代的淮海路。在她的建议下卢湾区决定对雁荡路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以形成一条充满历史情调的现代商业步行街。罗先生带领常青老师和设计团队做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常青老师从此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上海的历史保护与更新工作中来。后来在常青教授主持下提出了“外滩源”的规划设想，将上海一个曾经被尘封了的历史空间推到城市中央活力空间的前沿。我们同教研室的卢永毅老师也加入到上海历史风貌的保护工作中去。她在卢湾区规划局的支持下，与邵甬教授一起带队对思南路近代花园住宅区义品村及周边开展研究，提出了在留存历史街区近代住宅和空间多样性基础上探索功能转型的保护更新规划方案。后来区政府和相关开发部门沿着她们的思路精耕细作，终于实现了今天广为人知的思南公馆文化商业中心。之后，她的研究团队还对绍兴路历史街区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非常好的保护更新建议，可惜后来未能实施。

2001年，在《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实施10年后，上海决定进一步加强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工作，提出要建立“最严格的制度”保护我们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式启动地方立法工作。罗先生带领学院相关教师积极参与讨论，献计献策。对于草案中不尽如人意之处，罗先生又组织我们逐条提出修改意见，让我和卢永毅老师一起起草给市领导的建议信并让我送到市政府。同济老师的重要作用得到市领导高度重视，当时的市人大主任陈铁迪同志亲自率领市人大相关部门众多领导专程来到同济大学举办立法座谈会，诚恳听取同济大学专家的意见。最终上海市人大顺利通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管理条例》，于2002年7月正式颁布并于2003年1月起实施。我也有幸跟随罗先生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重大立法活动，并有幸作为市民代表直接旁听了市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这项条例的会议。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历史建筑与城市历史风貌保护的地方立法，不仅对此后上海的历史保护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法律保障作用，也对全国各地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见证者的我，对于这段历史，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第二个例子是参与上海市优秀住宅设计评选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叶，上海全面启动了住房制度改革，商品住宅开发如火如荼。如何提高住房设计与建设水平，不仅关系到居民居住品质，也关系到新兴房地产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否以更高的设计施工质量健康发展。我清楚地记得罗先生作为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组织了一届又一届住宅评比活动。同济建筑系的来增祥教授也和罗先生一起参加了几乎所有专家评审会，为上海的商品住宅把关引航。时任上海市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多次来到建筑学会，当面聆听罗先生等建筑专家对上海住宅建设和城市发展的真知灼见。在评选活动中，已是古稀之年的罗先生总是要亲临现场考察。她对我说，住宅好不好不能光看图面设计，一定要身临其境，把自己设想为用户亲自去感受，才能知道建筑设计和建造得好不好。

第三个例子是罗先生对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细部品质的关注。她说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空间品质常常会显得粗放，社会审美品位的低下又常常会表现出一种暴发户特征。城市中出现了大量低级趣味的建筑装饰形式。她组织建筑学会专家定期外出“巡视”，发现问题就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甚至市领导反映，并提出改善方案。我记得陈植老先生就多次应建筑学会邀请，以90多岁高龄和我们一起对上海的重要道路一条一条地巡视，我也在他们一路即兴的点评中学到很多，终身受益。可以说，老一辈以他们毕生的才华和精力来帮助上海这座他们热爱的城市健康发展。

1984年，学院正式创刊《时代建筑》，罗小未先生担任主编。此后，《时代建筑》成为研究上海地域建筑文化最重要的基地。1985年5月《时代建筑》主办“上海市建筑创作实践与理论畅谈会”，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倪天增，各大设计院院长、总工和一大批中青年建筑工作者交流了建筑创作实践中的经验与理论方面的探索，对促进上海的建筑学术和繁荣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会议部分成果翌年在《时代建筑》发表，并由此引发对于“海派”建筑文化的讨论与广泛研究。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过多年深入思考后，1990年罗先生在《时代建筑》发表《上海建筑风格与上海文化》一文，对上海建筑的地域特征做了全面、准确的概括与总结，为之后同济的一系列上海建筑研究和强大研究队伍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同济建筑学人深度融入上海城市建设的传统代代相传。我的同门师兄郑时龄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作为建筑专业的负责人主持南浦大桥的造型设计，与同济桥梁专业的老师一起，为早期浦东开发做出了特殊贡献。从此同济的现代桥梁设计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立起了不可替代的丰碑。1990年，上海正式启动地铁建设，同济立即成立地铁设计室[8]。以来增祥教授为首的同济团队主持了地铁1号线新闸路站的设计，获得巨大成功，从此奠定了同济在上海地铁建设领域的重要地位。1993年，郑时龄教授担任同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上海的规划与建设决策讨论。同济建筑与城规学院与上海市政府规划建设相关部门的联系更为密切[9]。1996年起，郑时龄教授接替罗先生但任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市建筑学会成为上海市规划建设的重要智库。1998年底，郑时龄教授率领同济建筑团队接下了南京路步行街的设计任务，在国际征集方案特别是法国建筑师夏邦杰的方案基础上进行深化设计。说是深化设计，实际很多设计构思都属于原创。基于对上海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郑时龄教授率领的团队投入了极大的工作热情。为了体现南京路特殊的地域历史特征，专门花心思设计了反映上海城市历史变迁图景的铸铁窨井盖。我还记得当时有幸参加窨井盖设计的讨论，目睹了同济设计团队对于上海城市的拳拳爱心和深入细致的投入。1999年，郑时龄教授出版《上海近代建筑风格》，我也有幸参加了其中部分章节的写作。该书成为上海近代建筑研究的重要著作，更为上海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极为完整准确的基础研究成果。

早在80年代，时任建筑与城规学院院长的戴复东教授获知上海准备拆除文化广场建设上海大剧院。他对全院老师说，上海建设最重要的文化设施，同济绝不可在旁边观望，一定要举全院之力拿出代表同济水平的方案。这既是上海的期待，也是同济建筑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记得他亲自带领赵秀恒老师、吴长福老师等组成庞大设计团队全身心投入设计。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没能实施，同济建筑人对上海高度的责任心和参与感令人感动。1995年，建筑系主任卢济威教授应邀对上海静安寺地区开展城市设计研究。此前卢老师积极推动城市设计研究，是我国城市设计的开拓者之一。卢老师率团队所做的静安寺地区城市设计提出了下沉城市广场的设想，并最终得以实施，成为国内最早的中心城区下沉式广场，为推动城市更新、激发城市活力做出了成功探索。

1999年底，上海正式提出申办2010年世博会。这是上海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给同济建筑学人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上海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2000年9、10月间，时任同济大学副校长的郑时龄教授率同济团队在上海市规划局主持下邀请法国同行，举办上海世博会国际学生暑期工作营，针对上海世博会的选址和构思开展头脑风暴。我有幸和王伯伟、周俭、李京生等青年教师一道参与了这项活动，我本人从此也与上海市规划局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这一次活动，改变了原来对于世博会会址的设想，提出将世博会放在黄浦江两岸的构思。将世博会放在中心城区，这在世博会历史上极为罕见，但却更好反映了世博会的城市主题。更重要的是，通过世博会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活动，推动了上海这座工业城市的更新转型。也正是世博会的契机，上海及时提出了黄浦江两岸从生产型岸线向生活型岸线转型的重大决策，启动了之后持续至今的中心城区转型发展的历史车轮。2001年9月，郑时龄教授作为上海市政府代表团成员，赴巴黎参加国际展览局举办的大会，代表上海就举办世博会的选址设想进行陈述。上海关于沿黄浦江两岸举办世博会的设想深深打动了国际展览局官员和与会各国代表。2002年3月，同济建筑城规学院规划系唐子来教授代表上海向前来实地考察的国际展览局官员进行世博会规划工作陈述。正是这次陈述和郑时龄等专家不失时机的各种国际交流，为世博会花落上海打下了坚实基础。郑时龄教授也因此受聘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总策划师。2002年12月3日，中国上海申博成功，世博会场地规划方案设计工作随即正式开展。同济大学随即在学校层面成立跨学科的世博研究中心，举全校之力支持世博会。正如时任校长裴钢所说：“同济大学把2010年世博会当成了自己的分内事，整合各学科力量，服务世博，支持世博，义不容辞，全力以赴。”[10]

3 融入城市发展，亲历城市腾飞

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刚刚申办成功的世博会，急需来自同济更多的专业支持。2003年3月，我从同济大学校长助理任上调至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担任副局长一职。当时市主要领导找我任前谈话时就高度称赞了同济人对于上海城市发展的特殊贡献，也因我在上海城市建筑历史领域所做的学术积累而对我能为上海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发挥作用抱有极高期待。时任规划局长夏丽卿即为同济校友。当时共有两名副局长，另一名副局长汤志平（后曾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现为山西省副省长）也是同济校友。规划局领导班子竟被同济校友包下。我一进入规划局就面临全局上下正全力投入世博会的规划建设工作。夏局长早在2000年的世博会规划国际学生暑期工作营中就与郑时龄教授结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郑时龄教授成为上海城市规划工作最重要的专家顾问。当我调入规划局后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陌生感。除局领导班子都是同济毕业的专家型领导外，规划局各部门也有大量的同济校友。当我第一天在局里上班，迎面一次又一次听到“伍老师”的称呼，感到无比亲切。所以我也以极快的速度很快融入规划局，并全身投入工作。2003年5月毛佳樑接任规划局长。我作为副局长分管上海的历史文化保护及重点地区重点项目的规划建设管理，包括世博会、黄浦江两岸和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规划及其中的建设项目审批就成了我的日常工作。我得以有机会参与了世博会场地规划设计国际方案竞赛的全过程和世博会各场馆建筑的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负责签字审批了世博会所有建设项目。其中部分重要场馆如中国馆、世博演艺中心等，我都主持了方案的征集，为世博会建设做出了我引以为自豪的贡献。2004年7月，世博会规划设计国际方案竞赛揭晓，时任同济建筑与城规学院院长的吴志强教授带领团队设计的方案进入前三名。按照世博会惯例，在世博会场地应设总规划师职位以对世博会场馆规划建设实行专业总控。由于世博会规划建设的世界影响，当时很多人都觊觎此职。场地规划设计国际方案竞赛的第一名法国AS设计事务所自然希望能通过担任总规划师来保证其设计构思的实现。还有不少国际知名的规划建筑界大咖也希望获得这个机会。规划局专门为此邀请国内外专家举办研讨会。记得当时国际著名建筑大师库哈斯（Rem Koolhaas），带着他对上海世博会已做的大量研究与设想，专门来到我办公室拜访，希望能为上海世博会做出特殊贡献。但世博会建设时间紧任务急，有大量需要现场协调的工作，任用一位中国专家担任世博会总规划师更加有利于建设项目的实施。考虑到在世博会场地规划中同济团队早有介入，同济团队的方案也表现不俗，我当时积极向组委会推荐吴志强教授担此重任。规划局毛局长和市相关领导都赞成这一人选，认为这既能保证建设过程技术沟通的便利，又能体现中国规划建设专家的专业水平。2004年10月，市政府暨世博会组委会正式决定，由吴志强教授担任世博园区总规划师。同时市规划负责部门和建设负责部门分别任命徐毅松（时任规划局总工程师，现任上海市规划与自然资源管理局局长）和沈迪（时任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总建筑师）担任副总规划师，辅助吴志强的工作。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三巨头至此也全为同济人所担当。除郑时龄教授担任世博会主题演绎总策划师，吴志强教授担任世博园区总规划师外，还有同济的唐子来教授担任了世博会最佳实践区总策划师，乐云教授担任世博会工程建设项目总负责人，丁洁民教授担任世博村总体规划与设计总协调人，曾群教授担任世博会最大体量的建筑主题馆总设计师，郝洛西教授担任世博园区夜间照明总负责人，杨东援教授和陈小鸿教授担任世博会交通规划总负责人。一时间，“同济八大师”震惊世博会。在世博会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所大学像同济大学这样全面而深度地介入世博会建设。2010年5月，世界瞩目的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吸引了世博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7 000万人次的参观者。同济专业团队也向全世界展示了其在规划建筑领域难以动摇的领先地位。更重要的是，通过上海世博会，同济人将他们对城市、对建筑、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带到了全世界。[11]

在我担任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的整整6年间（2003年3月—2009年3月），我进一步深深感受到学院的老师们作为专家对上海规划建设的深度参与。当时已八十高龄的罗先生仍不时参加市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咨询。规划局的专家评审会罗先生更是有请必到。2004年，上海成立新一届城市规划委员会并正式成立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郑时龄教授分别担任规划委城市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以及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成为上海规划建设领域的核心专家。此后在上海有关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中，郑时龄教授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直到今天，郑时龄教授还不顾八十高龄，几乎每天奔波于各种规划建设项目的专家评审和专家咨询工作。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位同济老专家是阮仪三教授。他在山西平遥、云南丽江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过重大贡献。2003年，根据新生效的保护条例，上海市规划局开始着手划定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先前相关规划的基础工作中基本上已经明确了11片历史文化风貌区。阮仪三教授向规划局强烈呼吁增划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他指出，提篮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著名的犹太难民居留区，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价值和世界性的文化价值。最后经过专家论证规划局采纳了阮老师的建议，增加了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上海市中心城区就有了现在的12片保护区。2005年，规划局启动郊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定工作。上海郊区历史风貌此前研究并不系统。阮老师对江南水乡古镇有多年的研究经验，规划局邀请阮老师参加了部分郊区历史风貌的现场考察。原先在初拟的名单中没有位于浦东南汇的横沔古镇。也是阮老师据理力争，最终横沔被划入，成为上海郊区3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郊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定及其后续的保护规划编制和实施，确保了上海郊区极为宝贵的能够充分体现江南水乡特色的古镇得到有效保护。此后上海市前后有11个古镇被国家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全部是先已划定的历史文化风貌区。

2003年年中，中心城区各历史文化风貌区正式划定公布后，规划局即着手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我作为分管副局长负责组织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为了体现市委市政府“尽快建立最严格的保护机制”的精神，规划局争取到市政府编制管理部门的支持，在局内首次设立专门处室承担历史风貌保护工作（与城市雕塑管理合署，称“景观管理处”，现为历史风貌管理处）。局里抽调拥有博士学位的王林充实景观处管理，协助我组织编制这一完全创新性的规划编制。王林也是同济校友，是阮仪三教授的第一位博士毕业生。其博士论文即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与管理。

当时国内的历史保护规划一般要么仅局限于总体规划层面，要么就是从总体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直接进入修建性详细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范围的规划更是只就事论事的局部规划。而中国城市规划管理体系中对城市建设行为真正具有法律控制力的规划是控制性详细规划，换句话说，一切规划控制要素如果不表达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控制指标与控制内容，最终都无法真正在规划管理中被有效执行。出于这一思考，我们决定以徐汇区衡山—复兴历史文化风貌区为试点，开始探索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保护规划直接作为保护区内规划控制的管理依据。保护规划不仅针对保护区内的保护对象提出规划控制要求，也对保护区内的一切建设行为提出规划控制要求。在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内，除此规划外，不再另行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它包含了一般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所有规划控制内容，但又更强调为保护而设定的各类控制内容。在风貌区内，保护规划是以保护为核心的所有规划的总和。我们邀请周俭教授率领同济的相关老师，与上海市规划院组成一支庞大的编制团队。经过三个月夜以继日的苦战，终于拿出了一份国内规划界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法定详细规划地位、可以用来有效管控规划建设的风貌保护区规划。这一规划是风貌区内以保护为核心的所有规划的总和，它包含一般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所有规划控制内容，又更强调为保护而设定的各类规划控制内容，对保护区内的一切建设行为提出规划控制要求。总体来说，保护规划严格控制整个风貌区的建筑总量，在核心保护区内明确“原拆原建”，即规划建筑总量不超过现有建筑总量。并针对所有建（构）筑物进行建设管控，将区内全部建筑划分为法定保护建筑、保留历史建筑、一般历史建筑、应当拆除建筑和其他建筑五类，分别提出相应规划管理控制要求。除建筑外，规划还对城市空间肌理、风貌道路（街巷）和其他环境要素规定了保护要求，并对风貌保护道路采用分级分类保护。至2006年止，这一规划模式覆盖了上海中心城区全部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之后郊区3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也按照同一模式全部完成。十多年来的规划管理实践证明，该保护规划在我国现有规划管理体制下具备有效性。它在全国具有领先性，从思想体系到内容方法，对全国多座城市的保护规划产生了影响。如果说我在规划局工作6年有什么工作最最值得我骄傲，就是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和规划局支持下，特别是在毛佳樑局长的支持和帮助下，与以同济专业老师和市规划院专家为首的专业团队一起，创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保护管理机制，完成了一个具有极大创新意义和实用价值的保护规划体系。

我在规划局工作期间，除世博会建设和历史风貌保护外，还有一个与同济密切相关的事件是上海中心大厦的建设。2005年，上海决定启动陆家嘴“三件套”的最后一座超高层建筑的建设。按照陆家嘴规划，小陆家嘴中心由三座超高层建筑组成。上海中心大厦是最后一座。接到市领导要求规划局进行先期研究的任务后，规划局邀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就建筑的高度和建筑规模展开研究。任力之老师带领他的团队做了大量分析和研究，为最终建筑高度和规模的确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之后的国际方案征集打下了重要基础。我们当时有一个初步设想，就是希望能由中国建筑师担当这最后也是最高建筑的设计。随后规划局进行设计方案征集。我有幸以政府主管部门专家的身份参与了方案各轮评审，并亲自给这座上海最高楼取了英文名“Shanghai Tower”。同济任力之老师领衔的团队参加了各轮方案角逐。我对同济方案情有独钟，这是一个以良渚文化的著名玉器“玉琮”作为原型进行构思创作的方案，试图在这座当代最高、最现代化的标志性建筑中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尽管最终选中了美国Gensler建筑设计事务所的设计方案，但同济团队凭借强大设计实力，前期深入研究工作的扎实基础，以及对超高层建筑结构和各种先进技术的全面掌握，成为中选方案设计深化和施工图设计单位。上海中心大厦高632 m，2015年4月主体竣工，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建筑设计水平和建造水平已经迈入世界最前列，同济建筑人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的实力与风采。回想仅仅20年之前，一般意义的超高层建筑还是一个中国建筑师难以涉足的领域，而今中国建筑师却已经游刃有余，不禁令人感慨万分。

4 与城市休戚与共，为城市谋划未来

2009年3月，我又重新调回同济大学担任副校长。此时的同济大学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关联愈加明显。同济大学发挥其专业优势，在校园周边吸引了一大批与规划设计相关联的企业，“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悄然出现在世人眼前。至2021年，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已经实现年产值564亿元，创造了依托大学产学研合作的世界奇迹。而我本人虽然离开了城市规划管理第一线回到了大学，但并没有感觉到我与上海规划建设的疏远。我继续担任上海市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与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的副主任，连续10多年担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2015年起至今，我还担任了上海市城市规划学会的理事长。除学校本职工作外仍投入许多精力参与上海的规划评审与专家咨询工作。自2004年起，在建立了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基础的保护规划实施体系后，对于建设行为的规划管理有了有效的保护机制。但城市历史街区不仅是昨天城市历史的记忆，更不是用来再现历史场景的布景，而应该是能够很好适应今天城市生活的真实城市空间。改善城市历史街区的空间环境品质应有利于历史的真实延续，有利于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历史街区的功能活化。历史街区内空间环境品质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街道各要素的日常管理与维护。

2010年起，我出于对上海历史保护和城市更新新形势的思考，主动建议以徐汇区为改革试点，进行基于从增量型发展向存量型发展转变大趋势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改革。时任徐汇区委书记的孙继伟也是一位同济校友，给予了我和我的团队以全力的支持。沙永杰老师作为我的主要助手参加了这项工作。早在世博会前夕，沙永杰就在我的力荐下出任徐汇区武康路整治工作总规划师。之后武康路成为展示上海历史风貌的重要窗口。我们在过去10年以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为基础，进一步针对我国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从公共空间、建筑物以及环境要素三个方面对徐汇区衡复历史风貌区的公共街道空间提出一套统一、全面、可行的，用于日常管理的控制规则，并在之前沙永杰已有工作经验基础上建议设立了街区（社区）总规划师制度，从而形成了针对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从规划到日常管理导则的完整规划体系，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已从常务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我和我的团队可以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和专业实践活动，花更多的精力为上海的规划建设和城市管理出力。学校专门成立了由我牵头的“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上海市有关部门也在同济大学设立了由我牵头的“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我们的工作成果也得到了各方面高度肯定，先后获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一等奖、上海市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以及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3年，我当选上海市第14届人大代表。我在人大代表任上积极参政议政，为上海城市发展出谋划策。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我多次向市政府有关部门提议创办以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为主题的大型公共艺术活动。一则上海的城市发展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而大型公共艺术活动可以吸引大量的社会各界参与进来，真正体现出城市的人民性。二则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需要涌现出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公共文化活动。上海市规划局接受了这一提议，时任局长庄少勤更是积极推动，亲自领导并争取市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时任局总工俞斯佳则自始至终直接负责策划这项活动。2015年，首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成功举办，引起国内外建筑界和艺术界的轰动。我有幸应邀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院长莫森（Mohsen Mostafavi）共同担任艺术季的总策展人。李翔宁老师协助我完成了策展工作。2017年，李翔宁老师担任了第二届艺术季的总策展人，将空间艺术季推向新的高度。至今艺术季已成功举办了4届，在广大上海市民心中已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参与度。上海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也通过市民广泛参与而得到深度认同。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已成为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公共艺术活动。

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同济建筑学人走出校园，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社会担当走进城市，走进社区。近十多年来，同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先后派出十多位中青年教师在上海各区挂职规划管理部门副局长、发改委副主任、建交委（住建委）或建管委副主任。数十位同济中青年教师担任了上海各区的社区规划师，直接参与到改善城市公共空间、提升社区生活品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去。青年教师刘悦来，坚持数年深入社区，他开创的“社区花园”遍布全上海，成为专业人士深入社区建设的楷模。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杨浦滨江，对杨浦区改造提升滨江空间、打造群众公共休闲活动场所，成功实现城市传统工业空间向公共活动空间转型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而这段滨江改造的主持建筑师就是同济建筑系的中青年教授章明。早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章明就以将原南市发电厂成功改造为艺术展示空间而蜚声中外。今天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早已成为上海市民最重要的打卡地之一。同济一代又一代建筑专家不断以积极态度深度参与上海的城市建设，一个又一个让同济人感到自豪的优秀建筑作品不断出现在申城大地、浦江两岸。前有冯纪忠教授设计的松江方塔园，陈从周教授设计的豫园东园，今有郑时龄教授设计的朱屺瞻艺术馆，徐风教授设计的上海音乐学院新楼、上海群众艺术馆、上海宛平剧院，以及他与外方建筑师合作设计的上海交响音乐厅、上音歌剧院，李立教授设计的上海博物馆东馆，还有杰出校友邢同和设计的上海博物馆，魏敦山院士设计的上海体育场，唐玉恩大师设计的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美术馆历史建筑保护改造，章明（女）大师设计的上海音乐厅历史建筑保护改造，以及柳亦春设计的龙美术馆等一大批重要文化艺术体育公共设施，为上海文化类建筑增添了一道又一道亮丽的风景。

2015年，上海正式启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我有幸领衔同济团队参与前期研究工作。我们承担了18个研究课题中的13个，足以看到同济在上海城市规划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我们的研究为后期规划编制打下重要而坚实的基础。在规划的正式编制工作中，同济的郑时龄教授、唐子来教授作为核心专家参与了规划编制全过程。更多的同济专家则多次参加各种形式的讨论与论证。2017年底，该规划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复，以《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而永载史册。

2021年初，上海决定加快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和南汇5个新城的建设。同济大学第一时间在学校层面成立跨学科的新城建设研究中心，再一次像当年世博会那样将上海的事当作自己的分内事。是的，同济人从来就将自己的专业发展和上海城市发展紧紧捆绑在一起，从来就将学校的命运与城市发展的命运紧紧相连。可以说，没有上海，就没有同济。而如果没有同济，上海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几年前，上海一位主要领导曾在同济考察时指出：上海的城市建设领域，我找不出任何工程与同济无关，我所认识的上海建设领域的专家，也找不出任何与同济无关的人。这朴实无华的评价恰恰表达了同济与上海这座城市100多年来休戚与共、相濡以沫的关系，也一语点明了同济建筑学科和建筑学人与上海这座城市无法分离的血脉联系。

参考文献：

[1] 董鉴泓.同济生活六十年[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2] 钱锋，伍江.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史（1920—1980）[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3] 董鉴泓.同济建筑系的源与流[J].时代建筑，1993（2）：3-7.

[4] 钱锋.一苇所如——同济建筑教育思想渊源与早期发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2.

[5] 华霞虹.高校设计院与建筑学的教育革命——以1958至1965年间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组织与实践为例[J].时代建筑，2018（5）：22-29.

[6] 伍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锐意创新，开拓进取——简论同济建筑之路[J].时代建筑，2004（6）：16-17.

[7] 王伯伟.建筑人生——冯纪忠访谈录[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8] 华霞虹，郑时龄.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60年[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

[9] 郑时龄.高校设计院的设计实践与学科思考——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60年历史回顾[J].时代建筑，2018（5）：19-21.

[10] 吴为民.同济世博足迹[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11] 伍江.同济建筑的精神[J].时代建筑，2012（3）:16-19.

《时代建筑》“同济建筑70年（1952—2022年）”主题文章简介

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同济大学建筑系正式创立。2022年，在新冠疫情肆虐、俄乌冲突和台海危机的全球时局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迎来了70华诞。《时代建筑》配合学院的70周年院庆工作，在2012年“同济建筑60年”专刊基础上，力图从历史纵深处进一步梳理学院从开创、发展到成熟的进程，呈现近十年新的成果，更力图展现学院当前的教育理念和未来的学术发展方向。

在主题栏目里，基于60周年院庆时郑时龄院士提出“现代建筑意识”是“同济学派”的本质性特征，以及伍江教授提出的同济建筑精神，郑时龄院士和华霞虹教授的文章从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创作风格等角度，进一步以“现代性”定义了“同济学派”何以为“学派”。常青院士呈现了近年来对“历史建成环境再生”议题进行理论反思的学术高度。吴志强院士、伍江教授和李翔宁院长的文章都聚焦同济建筑和上海城市的关系：伍江教授从历史维度讨论同济建筑与上海城市的关系；吴志强院士从上海的城市文明基因的横交纵传特质，思考上海学派如何创造新的模式、新的理论和新的空间；李翔宁院长明确提出一种向上海学习的城市建筑研究范式，既发展了伍江教授提出的同济建筑与上海城市的关系，也回答了吴志强院士构建上海学派的路径问题。袁烽教授的文章建立了同济数字化建筑前沿探索与包豪斯思想渊源的关联。两位建筑系主任胡如珊与王一教授，分别从国际视野和学科发展史来反思同济建筑系如何定位和继续前行。汤朔宁教授作为同济设计集团的新总裁，回顾了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与学院的相互支撑，以及同济设计集团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卢永毅和阴佳教授的文章代表性地呈现不同学科团队的教学历程和教学特色。支文军教授阐述了《时代建筑》杂志与当代中国建筑的积极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学院的贡献。林中杰和童明教授曾有过同济求学或工作的经历，他们以外部和内部兼而有之的视角，分别对同济的城市设计学科和包豪斯精神进行审视和思考。

主编：支文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