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与学生们在一起（右二为本文作者）

李先生身上有一种温润而强大的气场，他是那种你一和他接触就会被吸引、被引导的人。在他面前，你经常会觉得自己无知、粗鄙、不懂规矩，然后自觉接受他的教诲，抛弃狭隘的认知、陈腐的观念乃至陈词滥调的表述，去改变、补充、提升自己。他的话语时时打破惯性思维，穿越庸俗的日常，从巧妙的角度给你呈现出一个新颖的世界。这大概就是中国孔子以来的“言传身教”和西方苏格拉底以来的“认识你自己”教育模式的有机结合吧。

李先生的一生经历了东西方文化碰撞、解放后各种“运动”冲击、改革开放后多样思潮涌动，这些都被转化为经验与养料，他以强大的内在精神和深厚修养消解各种矛盾，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成就他既原则又宽厚、既严谨又张扬的专业态度和处事之道。所以他的教育以及日常交流呈现的是一种平等而非居高临下的方式，他信手拈来、天马行空，用身边的各种事物、现象，点点滴滴地告诉、引导你，不知不觉你从敬畏的心态，变得欣然接受，直至趋之若鹜，长久之后仍然刻骨铭心。

如今想到李先生，往往不是宏大理论或大部头著作，而是严谨缜密的思想和高屋建瓴的观察。他给人留下的形象不是高谈阔论，而是沉稳却不乏激情的睿智叙述，如同表面温和但极有力道的涓涓细流，持续长久地不断输出，滋润学子的心田。

我回忆起李先生，常常会关联到某个场所，无论在他的办公室还是外面的会场、室内或室外、单个还是与一群人，他都是那么笔挺出挑。我读研究生时他已年近七十，但他身上没有任何衰老迹象，穿着整洁朴素又雅致，说话严厉又轻柔温和，声音有一种穿透力。他往往抓住某个概念或某个表述穷追不舍，直至你领悟了问题的关键。所以每次离开他的房间都如释重负，但马上又忐忑不安，因为意识到下次见面需要准备得更加充分。不过正是这样的压力促使了自己成长，在一次次的汇报交流中，为了跟上他的境界，需要不断审视自己、开阔眼界、上到更高的层次。

李先生当然也以平常面貌示人，有一次进办公室，他正在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我心里暗暗称奇，后来他告诉我马上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在各种场合都要注重仪表，整洁是对别人也对自己的尊重。所以我当老师后，看到有的男同学穿着大裤衩就来参加毕业设计答辩就忍不住批评。

我是1992年投入李先生门下攻读城市规划博士学位，之前在同济完成了风景园林本科的学习，又师从李铮生教授继续读硕士。1980-1990年代是中国风景园林行业再启动时期，我跟着李老师做了一些风景名胜区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项目，觉得对大尺度空间把握不足，临毕业李老师把我推荐给李德华先生读博。第一次接触李先生先是如沐春风，又马上战战兢兢。原来对先生的了解只是那本经典的《城市规划原理》和他院长的身份，见面之后觉得他很平和，但是交谈几句，马上被他抓住表达不精准的毛病，心里悚然一惊，觉得自己漏洞百出，原来的一点自信荡然无存。听到他对习以为常观念的纠正、深入浅出的分析，不由深深折服，当时就觉得在他的指导下，我的思想能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个性需要收敛，要从粗略散漫进入到严谨细致。

在之后四年半的求学过程中，李先生看似宽松，很少提具体要求或进行针对性的指导，但平时启发不断。从研究方向、论文选题到调整、进展，这些环节都离不开他直指本质的点拨。过程中有批评也有鼓励，他似乎能看穿一切，我自以为是的一些想法通过他的分析，显得很可笑，我原来不是特别在意的东西，通过他的赞赏显出了价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自信。我当时喜欢看一些社会学和艺术学领域的书，思想容易受影响，观点摇摆不定，李先生鼓励我不断反思形成批判精神，重要的是要有自我的判断并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特长，他说每个人不同才叫多元化。

我读博的年代正是中国城市巨变的时代，当时李先生师门下几位师兄弟都在研究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关注国家政策、方针和社会变化对城市规划的影响，甚至探讨城市规划内在哲学和方法论，而我在很长时间里似乎找不到方向，执着于原来所学风景园林设计手法与城市规划尺度的结合，李先生引导我开阔视野但仍然尊重我的兴趣与选择，最后我结合城市环境问题确定了城市景观生态的研究方向。深入查阅资料之后，我发现国内从规划设计角度论述城市生态的文献很少，国外能找到的也是集中于60年代到80年代的一些著作文章，基本是西方文化语境下或西方环境观念下的论述。我每次跟李先生汇报阅读心得或调研情况，他都会一针见血的指出既有研究的不足、表面观察的缺陷，他认为研究离不开时代和地域，但在这之上仍然存在着人类普世共通、共享的持续发展理念。

我的研究虽然以城市景观生态为对象，但李先生让我意识到各种环境中的“人”才是关键，生态研究其实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不仅要关注差异性，也要强调共性，尤其是不同区域人类在面临相似的困境、基于过去经验与未来目标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李先生尤其关注中国当下，有几次语重心长的叙述，我仍记忆犹新，大意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市是不断发展的，所有的巨变都有迹可循，要持续跟踪、多方判断，如此才能具有前瞻性，才能引领而不是追随。遗憾我毕业留校后并没有延续城市生态的研究，而是转向近代园林历史理论。有时遇到瓶颈，会回忆起李先生在放幻灯时讲述的老上海记忆，尤其他说做历史研究要回到过去的情境中，要想方设法身临其境，这种超前意识已成为今天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和法宝。

李先生已归道山，我有幸在1990年代中国奋发崛起的时期成为他的弟子；有幸在我人生重要的阶段获得他的引导、校正、拓展；有幸在同济进入他所引领的学术圈子，有幸亲耳聆听他睿智的发言、见识他高洁的品性、体会他光辉的人格。他的教诲照亮了我的人生，其影响绵长悠久，如同他亲切有力的声音和留在纸上隽秀飘逸的字迹。

作者简介：

周向频，1992年师从李德华先生攻读城市规划博士学位研究生，1997年3月毕业后留校，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工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