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gji and a Research Paradigm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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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滋养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70年来的发展历程，后者的实践以及建筑与城市研究又重塑着上海。文章致力于从文化想象、研究资源与实践场域三个方面，对上述互动关系展开讨论，并进一步展望一种基于向上海学习的城市建筑研究范式。文章从“海派”这一概念出发，对上海都市文化基因的多元和边缘特质展开讨论，随后围绕近现代建筑研究、当代建筑研究与城市历史研究三方面，对同济大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评述。文章进一步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同济大学以上海城市为实践场域，跨越规划、建筑、景观学科的多元实践。最后，文章基于芝加哥、洛杉矶、威尼斯等城市的学术共同体经验，展望了一种从上海出发，为未来的城市和建筑的发展建立一种思考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可能性。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走过了70年岁月。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建筑和城市学科都和它们所在的城市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比如：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学院和波士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建筑规划学科和洛杉矶，米兰理工大学的建筑设计学科与米兰……上海，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70年的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要素。从开埠后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到改革开放后崛起为中国乃至亚洲都市的代表，上海不但为同济从全球带来了建筑与城市研究的顶尖学者，她的城市形态与建筑文化的演进更为同济建筑与规划学科的师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素材和灵感；同时，同济的一代代学人更是为上海这座城市的规划、设计和建造倾注了心血。2009年，为了纪念文丘里（Robert Venturi）的名著《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位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建筑中心（CCA）发起了一个“向……学习”的城市与建筑文化演讲系列，笔者受邀以“向上海学习”为题做了关于上海当代城市建筑的演讲。现在想来，这十多年的教学与研究或多或少受到了这个题目的影响。笔者和许多同济建筑与城规学院的师长和同事们一起，将我们身处其中的这座城市，作为一种研究与实践的原点和参照，将上海的城市与建筑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和思考的方法与范式。如果说，同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七十年的历程可以有一条贯穿始终并可能指向未来的学术线索，那么，上海理所当然凸显出她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研究资源、实践场域和学派建构的多重视角和可能性。
罗小未先生多年前在文章《上海建筑风格与上海文化》中提到，“上海文化为上海建筑奠定了扎实的风格基础”，并进一步指出，“所谓风格并不等于建筑形式，而是比形式更有深度的建筑创作作风与制作性格。”[1]7伴随上海从东海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沧桑巨变，“上海文化”始终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她的内核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长期以来在围绕“上海文化”的种种讨论中，“海派”一词脱颖而出，成为形容上海文化特色的典型词语。尽管该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争议甚至并未获得完全正面的认同，“海派”从用于绘画、戏曲、文学艺术的特殊流派，已逐渐拓展到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标签。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在其涉及文学创作的“京派”与“海派”之争的文章中谈到：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2]曹聚仁将戏曲中的“京派”和“海派”做了这样的比喻：“京派”古典，“海派”浪漫……[2]在这对“海派”究竟为何的早期描述中，已多少显示出“海派”的地域性起因、商业文化的浸染和异于传统的灵活。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上海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5年11月，上海召开了“海派”文化特征学术研讨会，对“海派”文化的规定性、“海派”文化的特征（“创新、开放、多样、崇实、善变”）、“海派”文化的评价及“海派”文化的前途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3]。这一系列研讨在探究上海文化特征的同时，事实上对“海派”一词进行了积极、正面、丰富的重新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使“海派”获得了学术认同。盛丰认为，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地理脉络来看，上海处于“边缘”，“海派”文化因而具有“边缘文化”的特征[4]；而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上海及“海派”文化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5]。陈思和曾在一次访谈中讲到：上海的文化有三种构成，一种是上海本土文化（与江南文化相关），一种是石库门文化（上海市民文化，即受到上海租界规训影响的市民文化），还有一种是海派文化（新市民文化，即移民族群构成的新市民文化），并将“上海文化”形容为一种“五湖四海文化汇聚在上海，展示出丰富多元面相的文化交流状态”[6]15。 上海文化不仅是地域文化，更重要的，她是一种不断挑战时空限制的、动态的都市文化，她的都市进程超越了地理位置和地域范围，使她的“边缘”特征、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乃至“海派”特征，得以实现。 毫无疑问，与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相比，上海都更为契合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笔下的“大都市”，在上海“围绕着生活的各种对立的思潮都有同样的权利在这里汇集和发展”[7]。她是不同观念汇聚与交锋的地方，是不同生活方式共存与冲突的地方，是不同生产方式竞争与互补的地方，亦是不同个体与群体显现或隐匿的地方。出版于1999年的两部上海研究的经典之作——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和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无疑以各自独特而又迥异的视角，揭示出上海这座大都市于20世纪之初的不同面孔。她有着摩登而奢华的现代性都市景观，具有齐美尔所谓的大都市精神生活的理性主义特点，甚至可以说深深为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提出的作为“现代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的经济理性主义所塑造[8]。而她另一副时常被忽视、甚至遗忘的面孔则是传统和乡土的。霓虹灯外，现代性的物质形式——电力、自来水、卫生系统等——并未展开，反之，这一20世纪的大都市却令人震惊于其和中国传统城市的相似性，仿佛《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十二世纪的开封城市生活重现于二十世纪的上海”一般[9]。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更因1949年之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转变以及1978年之后的社会变革而加深。今天的上海作为一座面向未来的“全球城市”，正如一幅五彩斑斓的马赛克镶嵌画一般，带有不同时期留下的文化的和空间的基因。张晓春曾指出，上海近现代城市中心的转移映射出不同文化群体对于上海城市空间主导权的竞夺，并为今天留下了与多种文化主题相联系的都市空间遗产[10]。或许在这些曾经的“中心”之外，我们亦可从更多空间片段——曹杨新村、上海商城、南京东路步行街、新天地历史文化街区、西岸“博物馆大道”等——窥见不同文化基因在不同时期留下的印记。 一些观点往往将上海的近现代城市发展历程及其混杂性理解为城市化、现代化与西方化盘根错节的产物。当这种观点将上海的发展置于一个从乡村到都市的历时性视角下之时，在此不妨再次引述罗小未先生在《上海建筑风格与上海文化》一文中提及的另一种观点，即认为上海都市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边缘文化”[1]。或许可将“边缘”理解为诸多不同的文化内核——江南人文传统、中原儒家文化、西方现代性等等——之间的“缝隙”。无论在20世纪初期抑或今天，上海均吸引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游民”，以至于譬如“江南”“中原”或“西方”这样的描述过于简单化和本质化。事实上，无论是上海近代史研究所指出的抑或是在今天的上海街头，不同文化社群仍可见地保留着其各自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上海作为一种城市基础设施，恰恰提供了不同文化得以共存的“缝隙”空间，以卢汉超的话来说，她并非浑然一体的熔锅（melting pot），而更像是群而不同、聚而不合的炒锅（wok）[11]。恰恰是这种状态令上海很难为某种特定的主导文化所宰制，而更多地处于在多种文化之间进行选择、消化、吸收与综合的动态过程中，而这多种文化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来自全球文化系统的多元影响。这一不断进行选择、消化、吸收与综合的动态过程也暗示出一种注重实效的实用主义态度和面对传统与现代化进程之时所体现的老练通达的适应能力。当一些观点指出实用主义会导致文化方面的飘忽不定和内省不深之时，不可否认的则是，正是实用主义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亦赋予了上海以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维系的文化韧性。[4]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12]呈现出基于历史变迁和南北互望的京、沪文化差异，使“京派”“海派”的比较再次成为话题性事件。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以京、沪“现代中国的双城记”开始，以京、沪、广深“三足鼎立：90年代新格局”收尾，刚好反映了改革开放初始三地的快速发展。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领域，“京派”“海派”与“广派”的说法也借由曾昭奋的评论文章被提出。在他看来，尽管50—80年代经历了各种建筑思潮涌现、褪去甚至回潮，但“海派”既未在过去跟着“京派”走，亦未在现在被“广派”所征服 ① [13]13，而是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从实际出发，精打细算；不求气派，讲求实惠；形式自由，敢于创新；潇洒开朗，朴实无华；精心设计，认真施工，并表现了对环境与生活的理解和尊重。” ② 而在曾昭奋这样一种“外部”的视角看来，同济大学建筑系的作风和气质正与“‘海派’的作风和气质相辉映”，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开拓，亦与“‘海派’前进的态势相和谐”。[14]15虽然“京派”“海派”与“广派”这一说法并未被继续讨论，但同济之“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精神与风格却在随后的论述中被进一步肯定和发展。③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在一个全球化语境和全球文化系统中，两地或三地之争似乎显得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已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构成了具有中国性的当代问题。这也被敏锐的库哈斯（Rem Koolhaas）记录在Great Leap Forward: Harvard Design School Project on the City （《大跃进：哈佛设计学院城市计划》）[15]中。在今天再度论及上海的文化精神与同济风格，或许更为重要的并非拘泥于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上海”，去强调她的本质与特性，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过程和一种方法，挖掘“上海”是如何在复杂的文化网络中经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探索“上海”作为主体的城市发展与全球其他城市的相似性与相异性，最终关注“上海”能够为全球视野下当代城市的发展提供何种经验、甚至范式。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在城市和建筑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身处上海地区的建筑类高校，同济大学的学者们对上海的学术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三史”调查以来一直未尝断绝。不过，“文革”时期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上海的城市建筑，例如标志性的“外滩建筑”，在官方语境中一直被认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见证”。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叙事成为压倒阶级斗争叙事的主要研究范式，上海在中国城市建筑乃至社会管理机制层面，作为近代时期最重要的与西方制度接轨的桥梁，在各种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0世纪80年代，日本近代建筑史学者、东京大学的村松伸教授和清华大学汪坦教授合作开展全国范围内近代建筑遗产的调查，很多城市都参与了这一宏大的学术计划，掀起了国内近代建筑研究的热潮。同济大学因故没有参与这一学术计划，但同时也开始了独立的近代建筑调查与研究。此后，上海的近现代建筑研究成为同济建筑历史理论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主题，在上海研究领域涌现了陈从周、罗小未、郑时龄、伍江、常青、卢永毅、支文军、彭怒、沙永杰、李翔宁、华霞虹、张晓春、王凯等一批学者。每一代学者都在这个领域有长期的投入和各自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通过指导研究生论文，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研究者。可以说，绝大多数从同济大学历史理论方向毕业的学生，都多多少少有过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经历和训练，上海研究已经成为同济建筑历史理论学科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新一代学者们的推动之下，研究范围也逐渐从近代建筑扩展到城市空间、遗产保护以及当代城市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呈现方式也从论文、专著进一步扩展到设计实践、城市管理、文化展览等不同维度，对当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向着多维度、立体化方向发展。陈从周先生是中国上海近代建筑研究工作的奠基者。20世纪50年代，全国合作的编著建筑“三史”活动，开始对各地建筑遗产进行调查。其中近代史的部分，北京由梁思成先生负责，上海由陈从周先生负责，陈先生邀请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后去东南大学学习建筑史的章明（女）合作，共同进行了对上海近代建筑史的初步研究。后来，这项研究因“文革”被迫中断，研究成果最终以1988年出版的《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下文简称“《史稿》”）[16]呈现，涉及城市、建筑类型和设计机构等方面。该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罗小未先生1989年撰文《上海建筑风格与上海文化》[17]，引入文化的视角。她的学生们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推动上海近代建筑史的系统研究，开创了新局面。伍江教授完成了关于外滩建筑的硕士论文《从关联性与可识别性看上海外滩建筑》[18]和关于近代上海建筑百年发展的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s—1940s）》[19]；郑时龄院士1995年出版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20]是最完整全面的一本集大成之作；此外，他和阿兰·巴富尔（Alan Balfour）合著的World Cities: Shanghai（《世界城市：上海》）[21]，成为英语世界了解上海城市的一个窗口。外滩是上海近代建筑的明珠，关于外滩的研究是上海建筑研究的核心部分。常青院士2005年出版的著作《大都会从这里开始：上海南京路外滩段研究》[22]研究外滩与南京路、街坊的功能分类、街廓形态的历史特征和都市遗产的现代意义，2009年主编的《都市遗产的保护与再生：聚焦外滩》[23]，以外滩地区老的历史大楼和小街为对象，通过原始档案检索，现场实录访谈等历史学、人类学和建筑学的综合方法进行研究；钱宗灏所著《百年回望：上海外滩建筑与景观的历史变迁》[24]展示了百年来上海外滩建筑与景观的历史变迁。 在这些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后续研究者（包括年轻一代教师和研究生）将上海建筑史的研究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主要包括对于公共建筑的类型研究、建筑风格的研究、建筑师和事务所的研究、建筑媒体与话语的研究等。上海近代以来公共建筑类型十分多样，类型研究占据很大比例。同济历史理论团队的博士或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几乎涵盖了近代上海的各种公共建筑类型，包括：观演类建筑、影院建筑、百货公司建筑、饭店建筑、医疗建筑、外侨俱乐部建筑、监狱建筑、巡捕房建筑、救火站建筑、邮政建筑、校园建筑等，此外还有“大上海计划”中主要的市政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以及近代铁路设施研究等内容。 近代上海建筑多种风格的研究，涉及上海Art-deco建筑风格、近代都市文化环境中的上海西班牙风格建筑研究等，此外，王颖等的博士论文则注重对“中国固有式”等早期现代中国建筑中的风格观念研究。近代上海已是国内外建筑师的重要实践场所，同济师生对邬达克、董大酉、公和洋行、赉安洋行、华盖建筑事务所等有代表性的建筑师和事务所的研究，也构成了近代上海建筑研究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近代上海作为中国媒体的发源地和最兴盛的城市之一，其建筑媒体与话语研究也是一大主题。王凯于2015年出版著作《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以上海的公共和建筑媒体为基础，对近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和演变进行讨论；还有一些相关的博士论文，如近代上海建筑期刊视野中的建筑业现代转型、近代上海大众媒体中的建筑讨论研究等，则关注上海的建筑期刊和大众媒体的演变。建筑与城市往往是一体的。除了专门的城市史研究如董鉴泓先生的《中国城市建设史》[25]（1982、1989、2004年）之外，从《史稿》开始，城市就成为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华界、租界和“大上海计划”的核心内容架构就已被提出，在《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26]和《上海近代建筑风格》这些综合性的研究中，也一直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在这些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运用传统方法对具体专题的深入研究，如对大上海计划的研究和上海近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为研究带来新的气象。张晓春的著作《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上海近现代文化竞争与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分析》引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从权力的空间竞争角度梳理了近代上海几个城市中心的转移历史。刘刚的《上海前法新租界的城市形式》则运用城市形态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对法新租界的城市空间进行分析，近年来李颖春对上海老城厢的研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城市管理制度和市政建设是城市史中的独特角度，例如：张鹏对《上海公共租界都市空间与市政建设变迁的研究》，以及孙倩、唐方等的博士论文对上海近代城市建设管理制度、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建筑法规、法租界的法规等进行了系统研究。住宅问题也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里弄是上海最具特色的居住空间，对里弄建筑的研究很早就展开了：王绍周、陈志敏的《里弄建筑》[27]是最早出版的里弄研究专著，是对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1961—1964年里弄建筑研究工作成果的系统整理；伍江、罗小未编著的《上海弄堂》[28]是一部较完整的里弄研究著作。20世纪80年代后结合上海的旧城改造，出现了一批回应实践需要的理论思考，如范文兵的博士论文《上海里弄的保护与更新》[29]；一些重要案例成为研究话题，如罗小未等主编的《上海新天地：旧区改造的建筑历史、人文历史与开发模式的研究》[30]、《上海老虹口北部昨天·今天·明天：保护、更新与发展规划研究》[31]等。近年来随着市区里弄建筑的大量拆迁，这个研究的语境已有所改变，李彦伯的《上海里弄街区的价值》[32]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应；朱晓明、祝东海的《勃艮第之城——上海老弄堂生活空间的历史图景》则是从生活场景的角度对这一话题历史研究角度的扩展。 还有很多对近代上海其他类型住宅建筑的研究，例如郑时龄院士指导的一系列硕士论文，聚焦上海近代公寓、近代上海西区现代式独立住宅、日占时期的上海住宅建筑等议题。工人新村是近年来较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不少硕、博士以此作为论文选题，聚焦工人新村的特殊历史和设计研究，如杨辰的《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33]较有代表性。随着上海旧改城市管理政策研究的角度的融入，这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过去30年是上海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阶段，很多经验在国内具有领先意义。同济大学深度参与了这一进程，从“一城九镇”到“五大新城”的郊区城镇化进程、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更新、城市遗产保护、黄浦江滨水空间和苏州河沿岸的开发等，包括郑时龄院士、吴志强院士、常青院士、伍江教授、沙永杰教授等在内的很多研究者都是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随着上海城市管理中一些创新性探索的实施，比如风貌保护区和风貌道路的划定，也引发了关于历史街道和街区的研究，如伍江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编制与管理》[34]，侯斌超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道路规划编制方法研究》[35]，沙永杰的《上海武康路:风貌保护道路的历史研究与保护规划探索》[36]，Shanghai Urbanism at the Medium Scale（《中尺度的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问题》）[37]，李翔宁的《上海城市更新：五种策略》[38]等。其他类似的著作还包括郑时龄主编的世博会丛书系列、吴志强的Schanghai - eine Stadt als Global Player（《上海，参与全球化之中》）[39]、彭震伟的《上海郊区城镇发展研究》[40]等。 围绕上海当代建筑与城市空间，在实践和理论等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上也取得了新的突破。李翔宁等在著作《上海制造》[41]中对上海当代城市建筑的特殊空间基因展开研究，李丹锋的博士论文《计划的宣言：陆家嘴作为一个当代中国新城模型》对陆家嘴进行了一次历史回访，蔡永洁、许凯等在《再造陆家嘴》[42]中结合教学、用设计的方式对陆家嘴城市空间作出回应和批评。此外，来自建筑师设计视角的研究引发对空间、行为、实践的新思考，在同济担任客座教学和研究的冯路、张斌、庄慎、范文兵等建筑师发起的“上海计划”，对当代上海不同尺度的城市空间进行记录、观察，也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同济大学师生多年来以上海城市为重要实践场域，展开了从规划到建筑、景观的多学科实践。这些实践始终以上海城市历史文化空间为基底，事实上也形成了基于建筑和城市的历史、理论、批评和设计研究的知识架构与方法体系。同济师生通过大量实践，将学术融入上海的城市建设，将研究书写在上海的土地上；反过来在上海的实践又成为印证和丰富上海建筑与城市研究的重要途径。3.1 1949年以前：同济大学规划学科与《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编纂在世界学科发展上，普遍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战后重建看作现代城市规划学科趋于成熟、城市规划行业正式建立的一个分水岭。对上海亦是如此[43]。《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制定标志着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开始，其编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编制方法与研究方式，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济规划教育奠定了基础知识框架。《大上海都市计划》最终在上海解放之际完成三稿绘制，该计划对上海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以来的城市发展和规划编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946年始，同济大学规划学科的早期创始人参与了《大上海都市计划》 说明书的编纂工作 ④ 。事实上，同济规划学科正诞生于他们对上海城市整体城市发展路线的探索及对战后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审慎思考中。1947年，金经昌在同济大学开设了全国最早的“都市计划”课程；1952年，同济大学建筑系成立，冯纪忠在建筑系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同济城市规划专业正式成立 ⑤ 。3.2 1949—1992年：社会主义上海的城市与建筑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人口迅速增长，城市面临严峻的住房压力。为了缓解城市住房压力，履行完善服务工人生产生活的承诺，实践社会主义城市建设愿景，上海城市建设重点落在“工人新村”的实践探索中。同济大学教师广泛参与了包括曹杨新村、同济新村等工人新村的建设。汪定曾、金经昌作为曹杨新村主设计师，探索符合中国社会主义“新村”的想象，发展适应上海城市环境的工人新村新模式。曹杨新村的自然路网、公共空间、便捷服务设施与工人住宅的有机排布，展现了规划师和建筑师根据场地条件灵活应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知识的能力，为计划经济时期的诸多新村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基本模型。计划经济时期，金经昌等同济教师还主导和参与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多类型样本工程，包括大连西路实验小区规划、张家宅地区改建规划、苏州河两侧地区改建规划等上海重要的城市实践工程的设计编制[44]等，同时初步发展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学理框架。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方面，依托于新中国成立初上海战后重建的城市环境，年轻的师生们应用所秉承的包豪斯现代主义思想，在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长三角城市中探索中国建筑的实践可能。校园建筑是同济大学建筑系接受的首批实践项目。黄毓麟、哈雄文主持设计的文远楼作为建筑系集体完成的首例实践项目，可被视为同济建筑学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式走入上海广泛城市实践的历史节点。同济教工俱乐部由当时的年轻教师李德华与王吉螽主持设计，从本质的“空间”议题出发，呈现了对西方现代建筑空间特征和中国传统民居、园林空间特征的理解和融合，形成新的空间认知。随后，吴景祥主持设计南北教学楼（1953—1954年），黄家骅主持设计大礼堂（1961年），戴复东与黄仁主持设计明成楼（1985年）等。这些实践均凝注了同济建筑学师生的前沿思考[45]，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也在2005年被列入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录。在其他类型的城市实践方面，同济建筑实践的主要项目包括黄作燊主持的上海三千人歌剧院方案（1958—1965年），谭垣主持设计的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1993年），陈植兼任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委员时主持的上海锦江小礼堂（1959年）及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1979—1986年）等项目。1986年，冯纪忠先生接到了上海松江方塔园的设计任务。在方塔园何陋轩的设计中，冯先生在“用简单材料很快做起来——这个原则不动”[46]基础上，以茅草为顶，以竹为结构，甩脱了建筑学众多僵化的教条，将建筑师个人语言与竹匠工艺融汇成为建筑语汇，摸索中国特色的“建造”可能，体现了个体建筑师自觉独立的实践探索精神[47]。3.3 1992—2000年：上海新时代城市形象塑造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全面开启停滞多年的旧城更新与新区建设。该阶段同济大学师生主持参与的城市实践包括：刘仲、支文军、华霞虹等设计的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图书实验楼（1989—1991年），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1996—1998年），上海市闵行区社会福利院（1998—2000年）等优秀建筑设计作品。90年代末，上海城市建设围绕打造国际经贸中心形象展开。1999年开启的南京东路步行街改造计划是该时期的代表性项目之一，该项目由中外设计师协同合作，郑时龄带领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和黄浦区城市规划管理局的设计师负责深化和施工图设计 ⑥ ，重塑南京东路“中华第一商业街”的形象，促使南京东路步行街成为上海新时代重要的商业文化地标。同期，同济大学师生还参与了包括外滩、衡山路、华山路、肇嘉浜路等诸多上海市标志性地段的更新实践。3.4 2000—2010年：城市风貌保护与同济建筑的新实践2000年后，保护传统街区成为城市建设关注的重点。2004年，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成立，冯纪忠、金经昌、陈从周、罗小未、董鉴泓、阮仪三、伍江、常青、周俭、卢永毅等发挥了重要作用[48]。同济师生主持参与大量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项目，例如卢永毅、沙永杰等主持编制思南路花园住宅、上海虹桥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规划等。同济大学校园建筑也经历了新一轮扩建与更新，主要实践项目包括：张斌设计的C楼教学楼（2004年），吴长福等教授支持，谢振宇、张建龙等设计改造的D楼教学楼（2010年），章明设计的E楼教学楼（2007年），钱锋设计的同济大学游泳馆（2007年）与土木学院大楼（2007年），袁烽主持的同济大礼堂保护性改建（2008年），卓健设计的同济大学四平校区云通楼（2016年）等。3.5 2010年至今：后世博时期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再塑造同济建筑与城规学院师生与设计院深度参与了世博会的申办与建设，成立了世博研究中心推进相关研究与实践。郑时龄是世博会四位主题演绎总策划师之一，同时任世博会组委会顾问；吴志强担任总规划师；唐子来负责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规划；郝洛西负责上海世博园区夜景照明总体规划等照明专项，吴国欣担任世博会视觉传达设计负责人等。同济设计院共承担世博会53个项目和138个场馆的设计[41]，并继续探索了后世博时期整体区域的更新实践。世博会的举办进一步推动了围绕城市文化的区域更新实践，结合大型城市文化展览活动的城市实践逐渐成为振兴城市的新途径。2011年，上海徐汇区首先提出“文化先导、产业主导”的徐汇滨江整体开发理念，并迅速实施了打造“西岸文化走廊”的品牌工程，实践项目包括同济校友柳亦春主持设计的龙美术馆（西岸馆）等。2015年，上海举办首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郑时龄、伍江、张永和、李翔宁等作为学术顾问和策展人参与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工作，柳亦春、章明负责展馆的设计，探索了吸引广泛社会关注与市民参与的全新城市更新方式。世博会以后，上海城市建设特别注重在城市尺度和市民尺度两方面展开公共性的塑造。在城市尺度上，例如：滨江两岸贯通工程实践，2016年章明任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贯通工程总设计师，具体包括杨浦滨江公共空间、上海杨树浦电厂的遗迹公园、烟草仓库改造项目“绿之丘”等项目；在北外滩区域能级深化提升方面，沙永杰、庄宇、杨春侠、朱晓明、刘刚、张凡、张鹏等学者主持了相关实践。此外，在政府主导的上海城镇体系“五大新城”建设中，同济团队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包括：由李翔宁、张斌主持牵头同济团队，上海众多设计师团队参与的“油墩河谷”、奉贤新城浦南运河等整体概念规划和建筑设计；李振宇主持的南桥源浦南运河北岸城市设计、奉贤新城多个地块城市设计；钱锋主持的崇明国家体育训练中心等。 在市民尺度上，目前，上海城市更新和治理更趋向精细化，已经进入关注文化产能与社区服务一体化更新的、多维度“人民城市”的深化建设阶段，积极展开城市基础设施升级、社区微更新实践，同济团队也广泛参与其中。实践项目包括：童明主持的南京东路贵州西社区微更新，刘悦来主持的200个社区花园项目，陈泳、黄怡、华霞虹、王兰、李彦伯、谭峥、陈强、胡玎、李晴等教师主持的大量社区更新设计并受邀担任社区规划师。 上海作为实践的重要场域，不断为同济规划和建筑、景观学科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而同济学人也在不断为这一场域注入新的能量。以城市命名的城市与建筑学派是一个现代现象，它往往反映了建筑学与城市学的学科知识在特定城市化过程下的重塑。一个城市学派的主张不仅包含应对特定地区城市化问题的一整套空间解决策略，也展现了普适的城市与建筑发展规律。在城市理论发展的历程中，芝加哥与洛杉矶是两类典型城市发展模型，它们分别代表了大都会时代与后都会时代的两种城市形态及其都市文化，并逐渐形成了对应的城市化理论——芝加哥学派和洛杉矶学派。此外如威尼斯、京都等城市也具有各自小范围的城市学与建筑学共同体，但是尚未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与跨学科意义的城市学派。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芝加哥开始推动与其所代表的近代大都会空间发展经验相对应的城市化理论。这一系列理论以城市规划与建筑学为发端，也延伸到景观学与城市社会学等领域。芝加哥处于美国密歇根湖与密西西比河支流之间的平坦湿地，适宜发展集中的高密度都市。在1892年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之后，以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Hudson Burnham）为代表的建筑师、规划师推动了芝加哥从一个无序的工业城市向有序的世界都会转型。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公共建筑、滨水景观与高层建筑的建设，芝加哥奠定了近代大都会的威权式“市政秩序”（Civic Order），新古典主义的欧氏几何形态与自由经济原则完美结合在一起，这种秩序在1909年伯纳姆绘制芝加哥蓝图后上升为当时建筑学与城市学界的共识[49-50]。随后，在城市社会学领域，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者形成了芝加哥城市社会学学派（Chicago School of Urban Sociology）。该学派主张城市不仅是一种人工造物，而且是一个区域内的社会关系的决定者，它的典型理论是伯吉斯（Ernest Burgess）的“同心圆”区划模型，认为城市从一个单一内核向外扩散，在“地价—效能”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市场主体在对区位的自由竞夺过程中形成一个个同心圆环带，每一个环带都容纳独特的功能。位于圆心的中央商务区被工薪阶层的高密度公寓所包围，更外围的是居住条件更好的低密度住宅区。这一模型与1909年的芝加哥蓝图极为相似，代表了资本与规划力量的共谋，是“物尽其用、人尽其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空间表达。除了“市政秩序”与“同心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还包括扇形模式论、多中心论、功能形式论等，它是现代建筑运动的理论准备，对有机疏散、功能区划、城市健康等诸多现代城市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51]。 洛杉矶学派是在批判并扬弃芝加哥学派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代表了后发的全球城市的空间危机及其解决方案。洛杉矶的先天地理条件异常复杂，这使得它无法形成一个单一的城市中心，也缺乏跨行政边界的统一规划。另外，它所依赖的电影、娱乐、媒体、计算、通信等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决定了它必将采用与芝加哥这种典型的现代主义城市迥异的空间集聚模式。英国建筑批评家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的《洛杉矶——四种生态的建筑学》是洛杉矶的城市与建筑学派以一个学术共同体面貌出现之前的先声，描绘了一个“反城市”的洛杉矶，一个颠覆所有大都会意象的建成环境[52]。后现代建筑理论学者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将洛杉矶的建筑学共同体称为“异建筑”（Hetero-Architecture）。“异建筑”文化致力于创造一种微生态，它允许和而不同，倡导即兴而为的空间创造，不强求一种威权下的形式统一[53]。20世纪70年代，在急速的蔓延式扩张后，欧美大都市开始进入一个逆都市化的时代——建成区无序扩张、公共空间萎缩、职住分离、阶层分异、内城衰落。洛杉矶所在的南加州都会区是这一逆都市化过程的结果，也是输出新的城市化理论的中心。以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 Soja）为代表的洛杉矶城市学者捕捉到了这个趋势，描述了以洛杉矶为典型代表的后都市时代，城市进入一种离散、异质、无定形的状态[54]，而表现为六种典型形态：服务性城市、泛全球城市、无形城市、极化城市、监狱化的群落城市与拟态城市[55]。这些形态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新型经济部门，并以脱离几何秩序、多元并存与碎片化的形象迥异于芝加哥等第一代美国大都会的城市意象。后都会理论促进了洛杉矶学派在城市理论话语中的主导地位，批判了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同心圆城市模型。洛杉矶学派既论述事实，也推出未来城市解决方案。洛杉矶学派认为后都会时代的世界再也不存在城市、郊区、农业区的差别，每个地方或被动或主动地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但都在重新塑造自己的文化属性，全球化与本地化过程同时进行。整个大都会城市成为无数城市碎片（enclave）构成的拼贴图，每个碎片都具有独立的社会形态。洛杉矶学派相信“危机”与“重构”并存，分裂也在形成新的城市结构，各种亚文化群聚居地也开始自己的转型，形成了各自的文化表达并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走向，崩解的社会凝聚力因基础设施媒介而重构，一种全新的城市化区域呼之欲出。4.2 从“上海学”到“上海学派”：资源、经验、方法与研究范式1980年，上海学术界讨论成立上海史研究会，当时江闻道先生提出“上海史研究是一门上海学（Shanghaiology）”[56]3。1986年，“上海学”研究所在上海大学成立并举行首届“上海学”研讨会，《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刊登了多篇文章，众多不同专业的学者发声，涉及“上海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问题，有支持，有质疑，有建言，是一次较为开放的讨论。其中，顾晓鸣指出，应该从综合研究领域的角度而非严谨的独立学科角度来理解“上海学”，进而提出“以‘城市’区域和共同体为基点开展上海学研究”[57]27。陈从周先生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上海学是文理相通的一门学科”，“同济大学只来了我一个人……上海的建筑也是人类文化的结晶，而今天的会议，建筑学没有人，人类学没有人，搞设计的也没有人参加，我感到很遗憾。如果把建筑、设计排除在上海学之外，上海学的研究就不完全，因为上海的建筑是上海学的重要内容，中国近代的建筑是以上海为发源地……总之，上海的园林建筑是上海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58]6关于“上海学”是否成立的争议延续了二三十年。2004年，《海外上海学》（Shanghai Studies in the World）[59]结集出版，对于“上海学”的争议，该书序言指出：“如果搁置争议，进入上海史研究的实际，学术界就很容易取得共识：从近代到当代，上海城市内涵确实丰富，城市特质确实少见……上海史研究已经是有着上百年历史、积累了丰厚的基础、涌现出一大批知名学者、一大批代表性著作的专门学问。”[33]序言1同年，熊月之撰文认为“上海学”是基于上海史的上海研究（Shanghai Studies），其中对“上海城市特质”[30]的研究尤为关键。近年来，新的学术观念和学术领域的互相渗透，推动着上海历史和上海城市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更为重要的是，对研究行为自身的重新审视变得日益紧迫。正像有学者提出的，正在构成一种“反思性上海学”[60]，从“对象的共识”转向“方法的探究”。 上海城市历史的特殊性中是否含有某些共通性？上海文化的边缘性和多重性特征，使上海的城市文化既有断裂，更有延续。如果说，上海是一种文化，是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源，毋宁说，上海更应成为研究的经验与方法，具有形成新的研究范式的可能。回到建筑和城市研究的议题，上海的城市和建筑不应仅仅作为研究的材料，更应该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知识架构中抽身出来，建立一种思考方法和研究路径，从上海文化自身来理解上海城市和建筑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正如上海这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一样，上海学派的建构，或者说一种新的城市和建筑研究范式的建构，要关注到这种多重的主体性，而非简单粗暴地将西方的概念、模型、话语和方法直接运用于对上海的理解。当然，上海研究，并不仅仅意味着研究上海自身，研究上海并不是终极目标，而是当如芝加哥学派和洛杉矶学派一样，从上海出发，为未来的城市和建筑的发展路径找到一种可以探索和尝试的模式。 今天我们倡导的“向上海学习”，既是同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70年学科发展的一条线索，也蕴含着向前的展望，展望一种基于同济建筑规划学科的知识建构，能够整合上海、全国乃至国际上海建筑与城市研究的力量，建构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与建筑研究的学派。（张晓春、莫万莉、王凯、王颖、翟宇琦、谭峥参与了本文的研究和写作，特此致谢！）① 曾昭奋求学于华南理工大学，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并担任《世界建筑》主编，这里的“现在”指的是曾昭奋一文发表的20世纪80年代。② 关于上海建筑的“风格”，引自罗小未对曾昭奋《建筑评论的思考与期待——兼及“京派”、“广派”、“海派”》一文的提炼，参见参考文献[1]。③ 如郑时龄院士关于同济学派的论述以及《世界建筑》2016年05期“同济建筑学人”专辑等。④ 金经昌先生、程世抚先生、钟耀华先生等第一代同济人首先参与到《大上海都市计划》二稿整理和三稿编制的工作中。随后，以李德华先生、董鉴泓先生、邓述平先生为代表的第二代同济规划人也陆续加入《大上海都市计划》说明书的编撰工作中。⑤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初名“城市建设与经营”，1956年正式更名为“城市规划”。⑥ 郑时龄负责的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南京路步行街项目设计团队，包括同济大学规划系王伟强教授和建筑系陈易教授，以及当时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和设计院的多位年轻设计师，包括齐慧峰、刘志尧、陆晓锟、庄慎等都参与了工作，艺术设计专业的殷正声教授则负责了部分街道家具设计。[1] 罗小未. 上海建筑风格与上海文化[J]. 建筑学报，1989（10）：7-13.[2] 曹聚仁. 京派舆海派[J]. 上海档案，2003（05）：44.[3] 魏承思. “海派”文化特征学术研讨会特征综述[J]. 社会科学，1986（01）：24-25.[4] 盛丰. 论“海派”文化的“边缘文化”特征及其历史作用[J]. 社会科学，1986（01）：20-24.[5] 马洪林. 海派文化与西学东渐[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02）：49-57.[6] 陈思和. 谈谈上海文化、海派文化和上海文学、海派文学——答《上海文化》问[J]. 上海文化，2021（02）：14-23，87.[7] G·齐美尔. 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 涯鸿，宇声，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58-279.[8] M·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陈维钢，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55.[9] 卢汉超.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M]. 段炼，吴敏，子羽，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82.[10] 张晓春. 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11] 卢汉超. 上海城市的文化认同及其开放与容纳[J]. 学术月刊，2004（07）：56-59.[12] 杨东平. 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M]. 上海：东方出版社，1994.[13] 曾昭奋. 建筑评论的思考与期待——兼及“京派”“广派”“海派”[J]. 建筑师，1983，17（4）：5-18.[14] 曾昭奋. 关于繁荣建筑创作的思考[J]. 时代建筑，1989（2）：12-15.[15] CHUNG C J, INABA J, KOOLHAAS 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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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建筑》“同济建筑70年（1952—2022年）”主题文章简介
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同济大学建筑系正式创立。2022年，在新冠疫情肆虐、俄乌冲突和台海危机的全球时局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迎来了70华诞。《时代建筑》配合学院的70周年院庆工作，在2012年“同济建筑60年”专刊基础上，力图从历史纵深处进一步梳理学院从开创、发展到成熟的进程，呈现近十年新的成果，更力图展现学院当前的教育理念和未来的学术发展方向。在主题栏目里，基于60周年院庆时郑时龄院士提出“现代建筑意识”是“同济学派”的本质性特征，以及伍江教授提出的同济建筑精神，郑时龄院士和华霞虹教授的文章从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创作风格等角度，进一步以“现代性”定义了“同济学派”何以为“学派”。常青院士呈现了近年来对“历史建成环境再生”议题进行理论反思的学术高度。吴志强院士、伍江教授和李翔宁院长的文章都聚焦同济建筑和上海城市的关系：伍江教授从历史维度讨论同济建筑与上海城市的关系；吴志强院士从上海的城市文明基因的横交纵传特质，思考上海学派如何创造新的模式、新的理论和新的空间；李翔宁院长明确提出一种向上海学习的城市建筑研究范式，既发展了伍江教授提出的同济建筑与上海城市的关系，也回答了吴志强院士构建上海学派的路径问题。袁烽教授的文章建立了同济数字化建筑前沿探索与包豪斯思想渊源的关联。两位建筑系主任胡如珊与王一教授，分别从国际视野和学科发展史来反思同济建筑系如何定位和继续前行。汤朔宁教授作为同济设计集团的新总裁，回顾了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与学院的相互支撑，以及同济设计集团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卢永毅和阴佳教授的文章代表性地呈现不同学科团队的教学历程和教学特色。支文军教授阐述了《时代建筑》杂志与当代中国建筑的积极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学院的贡献。林中杰和童明教授曾有过同济求学或工作的经历，他们以外部和内部兼而有之的视角，分别对同济的城市设计学科和包豪斯精神进行审视和思考。
主编：支文军教授
来源 | 时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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