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严重，心情沉重。规划界对于健康城市的研究在陆续开展，但更多集中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抑郁症等）。规划师可以做的是设计能够促进体力活动和社会交往的高品质空间，进而减少人们的基础病，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而这次传染病疫情，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城市空间，我们如何更好规划健康城市？

一、规划在传染性疾病预防方面的努力

城市规划其实起源于人类对健康诉求的回应。传染性疾病曾经是现代城市规划关注的焦点问题。流行病学的创始人John Snow早在1854年追踪伦敦霍乱爆发的原因，发现被污染的水井是源头，说明城市公共设施与疾病蔓延的密切相关。美国早期工业城市的城市人口快速扩展、居住拥挤和卫生条件恶劣，也带来霍乱、黄热病等传染性疾病的反复出现。1916年的《区划法》对于日照通风的规定、功能分区将具有污染性的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进行隔离、给水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均是确保公共卫生条件的举措。城市规划正是作为地方政府确保城市公共健康、减少传染性疾病的重要方式而出现。

随着基本卫生保障的逐步到位，传染病大规模传播事件的大幅减少，传统传染病（例如天花、霍乱、黄热病等）的基本消失。当前城市规划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新型传染病（例如SARS和登革热等）的影响。我们需要更多应对传染性疾病的空间研究和设计应对。

二、传染性疾病的传播

根据流行病学，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包括生态学过程（Ecologic process）和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在城市区域的交通体系还未发展起来时，疾病主要通过空间的邻近效应而传播；当前传染性疾病是在更为发达和综合的城市网络连接中流动，城市区域结构的变化影响着社会过程为主体的传播方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传播方式正是主要依赖社会过程，因此我们的城市网络关系、交通方式和应急系统影响着疾病的蔓延。

同时，影响传染病传播的环境分为远端环境（Distal environment）和近端环境（Proximal environment），其特征和变化影响着疾病的传播方式。城镇化、沙漠化和大型项目建设等属于远端环境，而风速、密度和接触等为近端环境。城市规划在近远端均存在一定干预的可能：远端考虑城镇化和大型交通枢纽设施选址带来的系统性影响，近端可能通过优化微观空间设计，降低污染暴露。面对本次新型肺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空间的“健康性”，思考城市空间系统对于健康结果的潜在作用。

三、规划师可以做什么

健康是人的基本诉求。在不同层面规划、不同类型项目中，人的需求会因经济条件和社会文明水平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我们需要在空间规划充分考虑方案对公共健康的正负面健康效应。

“健康风险叠加分析”明确空间要素对公共健康的负面效应。可将公共健康的多种负面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叠加，例如污染源、热岛、潜在病原体等，综合分析评估规划区域内的健康风险点，开展防护、预防和应急规划。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很可能是位于武汉人口密集区、紧靠火车站的华南海鲜市场。不仅在于其内部出售大量野生动物，导致病毒具有了跨界传播的可能，其本身设施位置则使得病毒的传播范围和几率增大。尼帕病毒则推测是人类在蝙蝠栖息地附近建设养猪场，导致猪吃了蝙蝠啃咬过的水果，造成猪的感染，进而传播给人类。部分传染病中病毒的宿主是家禽，例如禽流感（H7N9）等，则涉及到社区菜市场等设施。因此空间规划中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功能设施的潜在健康风险，与公共卫生部门一起明确特定设施的去留、布局和应急措施。

 “健康要素品质分析”明确空间要素对公共健康的正面效应。致力于减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提高生命机能和免疫力，引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可分析绿地和开放空间、街道空间品质、慢行系统等对体力活动和社会交往的促进作用，让人们可以在城市中更便捷舒适的步行、骑行、跑步锻炼，强身健体。同时涉及到林地、水域等自然要素在市域整体空间布局中对健康的积极促进作用。

四、结语

当前疫情应该让我们规划师再次重视空间的“健康性”，积极参与到更多推进公共健康的工作中。例如正在开展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用医院、各级发热初诊和检查点的选址，需要规划的支撑，在城市发展的整体层面上考虑，降低其本身的健康风险。更重要的是，把“健康意识”纳入日常规划编制和实施。健康城市不仅是市政设施、不仅是医疗机构，更是一套能提供宏观和长远公共健康保障的城市系统。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