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荣幸邀请到国际知名建筑师、建筑理论家、教育家彼得·埃森曼教授（Peter Eisenman）与其夫人辛西娅·戴维森女士（Cynthia Davidson）从3月13日起到3月20日进行为期一周左右的访问。访问内容包括与硕博士研究生的研讨会、与中国同行的对话、公开讲座与新书签售等，这是一次久违的学术盛宴。

3月13日上午，天清气爽，埃森曼教授与戴维森女士来到学院，学院领导班子盛情接待。院长李振宇教授为两位贵宾详细介绍了学院的建制历程，当中着重从学院历任院长的海外教育背景里谈起如今学院大力发展国际交流平台的渊源。从哈佛到宾大，从柏林理工到维也纳理工，这些熟悉的高校名字以及熟悉的历史人物名字让今天这场中美同行的交流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任何沟通的障碍。埃森曼教授表示，他在三十年前还不曾像现在这样关注中国、这样期待亲自来体验中国的现状。他为中国同仁在这些年取得的长足进步表示由衷的赞赏。

李振宇院长向埃森曼教授讲解学院建制历程

学院除了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之外，还有独特的“产-学-研”运作模式在不少地方有别于美国同行。为此，李振宇院长特地带埃森曼教授与戴维森女士参观了同济建筑设计研究院，为他们深入展示这艘大洋彼岸的“建筑航母”的零部件构成与发动机马力。

李振宇院长向埃森曼教授与戴维森女士介绍同济建筑设计研究院

随后，一行人移步学院办公室休息并交流。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教授向戴维森女士赠送了学院特色纪念围巾，款式是当年李德华先生为罗小未先生设计的婚礼围巾。同时，部分学院领导与埃森曼教授与戴维森女士交流了过去数十年到当下西方和中国建筑界内实践项目与出版行业的优秀成果，并且向两位贵宾赠送了学院在过去十年内出版的最优秀学术成果。

彭震伟书记为戴维森女生献上特色纪念品围巾

在学院办公室合影留念

下午2点，埃森曼教授在D1课室的研讨课正式开始。学院的数位教授一同参与了研讨会，李翔宁副院长作主持。按照埃森曼教授的本意，这场研讨课最初只是计划面对大约20名博士研究生，以便开展一个小范围的、深入的讨论。不过，即便在没有任何公开宣传的情况下，由于学生口口相传，最后来旁听的学生将近100人，其中不乏许多留学生，挤满了整个D1课室。

李翔宁副院长主持埃森曼教授的研讨课

埃森曼教授首先进行了约半小时的演讲，重点谈论了建筑理论在当下应该扮演的角色（role of theory）。在他看来，在当下提及理论，必须强调一种抵抗性（resistance），因为这一方面让建筑理论保持它的批判性的活力，另一方面让理论工作者审视自身的工作。埃森曼教授同时介绍了自己与亚洲的渊源，尤其与日本同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交往，为如今的中国建筑师、学者与学生提了不少有效的建议。他指出，美国现代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曾得益于亚洲建筑师的在思想上的贡献与融合，然而中国建筑师和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缺席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埃森曼教授认为，中国建筑界应当充分利用国家经济腾飞的现状优势，努力为建筑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其次，埃森曼教授提出，建筑师在从事理论工作的同时，如果不进行建造，那么理论则或许无法以某种的鲜活的方式来被人感知。当然，他并不是说建筑师必然要先搞理论，再到实践；不过，在投身实践之前进行充分的理论探讨必然令建筑师终身受益。埃森曼教授谈到，像罗伯特·文丘里、阿尔多·罗西、曼弗雷多·塔夫里、詹姆斯·斯特林甚至青年时代的雷姆·库哈斯这样的伟大建筑思想家到了今天已经凤毛麟角了。我们研读他们的思想与理论，根本的作用在于以回顾这段思潮涌动的历史来促使我们自己更深入、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作为教育家，埃森曼教授认为建筑教育并不是为了服务强权，这些强权包括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现象等。这正是为何他将这场研讨会的主题定为“作为抵抗的建筑理论”。埃森曼教授直言，如今的中国在形成这种具有抵抗性的理论方面尚且存在不少无法回避的困难与亟待改进的空间。

埃森曼教授接着谈到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他认为我们这一代人读塔夫里、德里达、福柯等人的作品是为了理解抵抗的历史，而不是追随和应用。这就是抵抗的本质。埃森曼教授随之发问：中国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十年的封闭后，在这样一个改革与开放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去抵抗强权？这注定是当代中国学人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埃森曼教授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理论远远比实践更为重要：或许，柯布的《走向一种建筑》、罗西的《城市建筑学》、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和库哈斯的《癫狂的纽约》甚至比他们任何一个实践项目都要重要，因为他们一直在抵抗强权（resistant to power）。建筑或许被会拆除，但一本经典论著里的思想将会成为永恒。他认为，这些思想能帮助我们抵抗强权，并且能够通过政治、社会、建筑等不同的角度来实现。

在后面持续近一个小时的问答环节里，同济师生非常踊跃，连续发问，当中不乏颇具挑战的提问。比如说，有学生问道：“假如建筑理论通过不断强化自身的抵抗角色来抗衡当下的强权，那会不会因为这种不断的强化，反而到头来又导致这种理论成为新的强权？”也有学生提问：“究竟什么是理论的本质？假如说从本质上讲理论是区分于历史与批评的，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将最具有批判色彩的这类‘抵抗’归入批评呢？”还有的提问：“从某个角度上讲，‘抵抗vs不抵抗’是否会回应某种‘批评vs后批评’？那么，所谓的‘后批评’究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转化呢，还是对当下的回撤？”针对这一连串的十多个问题，埃森曼教授从各种角度都给予了耐心的解答和回应。对谈场面十分热烈，碰撞出中西方建筑学理论学术的火花。

在研讨会的最后，埃森曼教授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历史显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而是一种世界的文化。因此，对中国同行来说，我们需要追溯过去的历史来决定我们如何展开具有抵抗性的理论思辨，从而找寻未来的定位。

感谢埃森曼教授为我们带来这场经过充分准备的研讨课。让我们共同期待他即将在3月20日下午在同济建筑城规学院做的公开讲座《建筑与第二数字时代》（Architecture and the Second Digital Age），以及讲座之后埃森曼教授的中文版新书《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The Formal Basis of Modern Architecture）的签售活动。

供稿人：江嘉玮、秦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