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建筑学科70年

前院长、系主任寄语

Seventy Years Decades of Architectural Discipline at Tongji

Deans/Department Heads of th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of Tongji University

王伯伟吴长福李振宇等    WANG Bowei, WU Changfu, LI Zheny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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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丁与土壤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院70年以来，在一代又一代园丁的耕耘下，如今繁花簇簇，华彩奕奕，已经跻身于世界上最瑰丽建筑院校的花园之列。我在此学习、教书近40年，期间还当过一任院长（1999年—2003年）。

让我继续借用这个化身，即奉献于这座花园的园丁，来告诉你如何辨认每一位当过院长的园丁。我细察过我的前任，我的后任，当然包括我自己。我发现作为院长的园丁们，并非是那类有诗情画意、温文尔雅的先生们。他们总是卷着袖子，弯腰曲背，翘着臀部，因为他们劳作的，并不是地面上的花卉，而是脚下学院的这一方土壤。他们都往土里钻，不懈地改善着学院文化得以成长的园地。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同济人，我比其他的园丁们更明白这件事，因为进入学院之前，我有过10年的务农经历，整天就是与泥土打交道。我深知：贫瘠的园地，那多半是土地的冷漠、散乱、错位、粗糙、固化而导致的。作为一任院长的园丁，理应把首要的关怀，去付诸成就同济人学术生命的这方土壤中。

这方土壤，首先是有形的、物化的、有边界的空间。就像前后数任院长园丁们，花了大力气，先后修建起来的学院A、B、C、D楼，它们刻意的空间布局，让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联系在彼此交往的领域中，有形有态，善言善语，自尊自诺。

这方土壤，虽有坚实的边界，但却绝不封闭。它向历史、向城市、向世界敞开的程度，远远超出了A、B、C、D楼的边界，并不仅仅是目光的穿透和逾越，更是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的园丁们的一种目光嬗变：立足本土，深入根源，发挥潜能，彰显于世。

这方土壤，是有体系的师资队伍，成组成团。他们以充沛的学养，覆盖学科种子；以包容兼收，呵护新萌枝芽；以博采众长，持续积累成果；以慷慨奉献，延续学院文化。

一直与土壤打交道的院长园丁，难免有点土。在我任职期间，曾经制定过教师工作绩效管理的一套方法，有人嘲笑我是乡村“计工分”院长，我早就释然了。对于学院几代人辛勤守护的园地，囿于自身行动力的固有局限，我有的只是深深的谦卑感和责任感，还有就是热切的期盼，每一位园丁都会是这样的：来年的花儿会开得更好，无论如何，最好的还在前面！

弥足珍贵的同济建筑办学特质

回望同济建筑70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通过对众多代表性人物与事件进行梳理总结，去致敬那一代代师生所拥有的智慧与付出的艰辛；亦可透过大量具体实在的现象，去辨析同济建筑长期以来在办学层面的一些优秀特质，以温故而知新。这些特质中，我体会最深的主要有三点。

一是紧密连接社会。正如学科创立始于全国院系调整，而后的每一阶段发展都与国家的发展相依相存，这不仅是对办学背景的响应，更是专业教育服务社会的主动作为；无论是初期开展的现代建筑创作、教学结合实践和深度国际交流，还是之后率先进行的旧城改建、历史建筑保护和城市设计探索，以及参与2010上海世博会园区建设、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等国家重大项目，这些结合社会需求所展开的一系列专业性探索，始终是推动学科进步的强劲动力。

二是注重机制建设。在学科创立的前10年间，同济建筑就完成了建筑、规划、园林、室内的专业建制，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培养体系建设，以及学术杂志与设计院实习基地的创办，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学科发展框架。之后又不断推进体制与机制的建设，使办学优势逐步凸显。1986年成立学院，2004年起建立了教研相融的学科团队。2010年前后，提出了以学院一体化平台建设为抓手的发展策略，着力打造围绕学科与专业的全面平台体系，包括学术、实验、实践、文化、信息、对外交流、激励机制等平台。平台体系建设是对办学机制的传承与完善，为学科与专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是坚持教学为重。同济建筑历来重视专业教学与改革，教学特色独树一帜。专业教学经历了从以空间为纲，到以环境观为线索，再到以能力培养为目标来组织教学的多个阶段，教学沿革体现了从强调学科本义、专业教学效果到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发展过程。前辈教师们既是学术大师又是教育大家，他们深谙专业教学规律，以身垂范，奠定了同济建筑教育的思想基础。一批又一批教师前赴后继，勇于求索，悉心坚守，成为同济建筑专业质量保持不断提升的重要依托。人才培养为立校之本，专业教学永远是办学的固本之源。

CAUP学院文化的70年和7年

（1）学院文化：四个鲜明的特色

我赞成同济CAUP（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历史只从1952年算起，因为这才是“兼收并蓄”真正的开始。因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只有70年的历史。

余生也晚，我1981年考进当时的同济大学建筑系，此后就一直在这里学习、工作。后来有幸担任了近7年的学院院长（2014年1月至2020年11月），真是感念至深，与有荣焉。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建筑教育界，CAUP的学院文化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这个特色可以归结为四句话：多元开放的教学风格，把握前沿的学术发展，结合实践的专业培养，自信主动的国际合作。

（2）70年：“Mission”“Vision”“Orientation”“Solution”四部曲

建系之初，老一辈创始教授承担了历史的使命（Mission），奠定了同济学风的基础，现代主义建筑观和包豪斯的影响，冯纪忠先生的花瓶式教育、空间理论，为我们留下了光荣的名字，成为“一枚开启中国建筑现代性的钥匙” （出自张利在2016年第五期 《世界建筑》上发表的文章《同济建筑学人：一枚开启中国建筑现代性的钥匙》）。

改革开放后，学院呈现出非凡的远见（Vision），打开走向世界的通道，创立新专业、发展教学体系，投身到国家和城乡的快速发展中。专业发展的细分，学科交叉的布局，以环境观为导向的建筑、规划教学思想，为其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5年，李德华先生代表老一辈院领导提出学院的发展目标：要跻身世界知名建筑院校之列。

进入新世纪，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国际合作。吴志强院长2003年提出了学科发展方向（Orientation）——“生态城市、绿色建筑、数字设计、遗产保护”，这是开创性地走在了世界学术界专业界的前沿。

在使命的感召下，在远见的恩泽下，在方向的指引下，我们的学院近年来投身到解决方案（Solution）之中，走进了世界知名建筑院校行列，形成了自己类型学的贡献。

（3）7年：努力去做7件事

回顾担任院长这近7年，充满了感恩之心和欣喜之情。依靠同舟共济的校风，博采众长的院训，学院一直在进步。回想起来，有7件事，是我们学院的解决方案（Solution）里最重要的东西。

建立机制。学院逐步形成更为合适的管理体系，发挥集体的作用，完善制度，减少人治，公开透明，充分发挥各委员会的作用，要求学院领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以生为本。在崇尚“People to People”的特有的学习氛围中培养专业精英、社会栋梁。反对拔苗助长，要给学生更多培养眼界和远见的机会，把学科的发展融入到教学中。发展补充了“生态智慧城市，绿色共享建筑，数字设计建造，遗产保护利用”的学术方向。

通晓规则。研究国际国内学科竞争与合作规律，实现学科建设大丰收。获批3个一流学科、3个一流专业，获评3个A类学科，进入国际QS建筑与建成环境学科排名前列，立志把学院建立成为世界“AUL-Port”：建筑规划景观之港。

讨论标准。通过学院学科建设蓝皮书，年度全员述职报告等活动，让教师之间有更多相互学习的机会，提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项教学科研业绩全面翻番。

树立标杆。为冯纪忠、金经昌、陈从周、李德华、罗小未、董鉴泓、陶松岭等老教授出版纪念文集，为老中青三代知名学者做好服务。继戴复东、郑时龄院士之后，常青、吴志强教授当选为院士，李翔宁教授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袁烽、章明、李麟学等“同济建筑八骏”和“CAUP的女教授们”成为学院新一代骨干。

提升国际合作。建立更加自信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从参与分享转变为参与引领。和世界上最好最强的机构加强深度合作，开设了国际博士生院和数字建造国际博士生课程。

拓展CAUP之友。学院评选杰出校友，举办一年一度的主题校友论坛，凝聚了校友之心。服务国家和地方政府，扩大各界朋友圈，承担了一大批重大项目，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70年的历史是漫长的，每个不同的阶段，我们一代代同济人以各自的方式为学院文化增光添彩。指标是暂时的，排名是相对的，风格是感人的，文化是长远的。祝愿我们的学院坚持“博采众长、缜思畅想”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学院文化，作出世界级的贡献。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成立的回顾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同济大学建筑系”。1986年10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国内高校中第一个以土建专业为基础成立的学院。我参与了新学院从筹备到成立的整个过程。成立之初，学院构架了三个专业系和一个研究所：三个专业系是建筑系、城市规划系、风景园林系；一个研究所就是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所。学院由李德华先生担任第一届院长，戴复东先生和我担任副院长，当时我还兼任学院的总支书记，戴复东先生兼任建筑系主任，陶松龄先生担任城市规划系主任，李铮生先生担任风景园林系主任，董鉴泓先生担任研究所所长。自此，一个由老中青三代结合的新领导班子正式成立。建筑系升级为学院，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建设的需要，也成就了建筑系成为同济大学成立的第一个学院的殊荣，奠定了建筑系在同济大学的不可撼动的“王牌”地位。

关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命名。学院成立之初时的建筑学专业教师有60多人，城市规划专业教师有40余人，此外，还包括了15名美术教师，15名建筑声、光、热和构造技术方面的教师，以及10余位行政人员。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从当时苏联、波兰留学归来的一批教师陆续加入学院，新的学院很快聚集起了当时国内一流的专业师资力量。“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命名也因此在国内得到广泛的认可，随后以此命名的院系不胜枚举，国内知名院校，如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仍保留了最初“建筑学院”的冠名。

在新学院的工作中，有几件值得我回顾的事情。第一，人才工程建设是学院工作的首要任务。当时的师资队伍尽管有规模优势，但人员老化、骨干断层，缺乏国际性视野。新学院采取了多渠道、复合型的人才培养计划，如引进国内第一位建筑学博士项秉仁，推荐常青等优秀博士后留校执教，将吴长福派送德国深造等。同时，学院内部也陆续培养出伍江、钱锋、李振宇等一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和学院管理的骨干力量。

第二，主张科研工作应与建筑教育实践有机结合，积极开展了上海与香港两城的住宅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探讨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并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此后，我又主持了苏州河与黄浦江的滨水空间开发课题，指导研究生就滨水开发方向进行跨学科研究，陆续培养了20多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当时我分管学院的科研与研究生教学，希望以此为出发点促进学院各个门类的发展。

第三，积极探索学院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我与同济大学校部签订目标：全院教师可以边教学，边从事建筑工程实践。这种模式经过大家数年的不懈努力得到逐步完善，不仅促成了学院的可持续发展，也及时解决了学院一度经费不足的困境，教师们的钱包也日益鼓了起来。

回顾从1981年至1998年我担任学院党政工作的这17年，心中油然生出无法言表的感慨和欣慰，眼前又浮现出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几经沧桑的那幢“红楼”。“红楼”里留下了同济建筑人的不懈奋斗与努力，而最值得回味和纪念的，是在“红楼”里和大家共同度过的无数个难忘的日日夜夜……浸透了同济人对学院未来的宏图规划与执着追求。

重点实验室助力学院的学科发展

2003年至2014年我担任了学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工作，期间工作投入最多、感受最深的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新班子一成立就开始谋划实验室的建设，大家一致认为学院需要这样一个平台。高密度人居环境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特点和重大挑战，提高城市运行效能和空间品质，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生态与节能是中国城市发展可持续的根本难题，因此实验室命名为“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其目标和方向非常明确——聚焦国家重大科学问题。实验室在建设之初，结合学院学科发展的生态城市、节能建筑、遗产保护和数字技术四大重点方向，将18个专项实验室整合成立智慧城市、绿色建筑、历史建筑保护和数字设计4个实验中心。实验室成为高密度人居环境领域服务国家和地方战略、引领城市科学发展的科技创新平台，也是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

2007年5月实验室申报，2007年12月获教育部批准立项，我担任实验室主任。2008年5月通过可行性论证正式启动，2011年11月通过教育部验收，2018年通过教育部评估，评估结果为良好。2010年之后，以实验室为依托，相继成立“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联合研究中心” “建筑与城乡规划高等研究院”“城镇群高密度空间效能优化技术—上海高校工程研究中心”“生态城市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平台。高校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对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水平的提高，服务国家重点项目，产学研一体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回顾与体悟

从2003年至2016年，我分别在建筑系和学院辅助系主任和院长从事本、研教学和对外交流的管理工作，为能延续和强化同济在教育教学方面的传统和优势做点事情，我深感荣幸。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思考和做法与两个人的两个问题有着直接关系。

第一个问题来自恩师冯纪忠先生——我们培养的学生与其他几个好学校有什么不同？这是关于学院教学在国内的定位和分工问题。首先，思想的多元而包容是我们学院长期积淀形成的内在共识和默契，反映在教学理念上，就是把教会学生怎么学习置于教会学生学什么之上，以维系学生思想的开放性，促进其未来的成长性。从以空间为纲组织教学，到以环境为线索组织教学；从运用总纲、子纲实现对教学体系的整体和系统控制，到以设计能力培养为目标组织教学，这些都在持续探寻建筑类教育的一般规律。建立一种既有利于教师个性发挥，又能达成专业培养标准和规格的适应性教学组织架构，根据时代变化共同建立的“知识/能力/人格—课程”培养目标实现矩阵，兼顾“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教学特色的延续和强化。要充分发挥学院学科专业全而强、办学规模大而优的突出优势，扩大接触面是必由之路。因此，我们除了采取开设建筑规划景观复合实验班、设计前沿复合交叉课程和开放课程互选渠道等举措之外，还不断扩大小班化、研讨式教学方法在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建立由国外知名专家学者（高校、科研机构、设计机构等）、本校资深教授和骨干教师等组成的相对稳定而又开放的讲评专家库，使跨组、班、年级、专业、学院、学校、“校内+校外”、“中+外”等多种模式的专业教学展评得以贯穿教学过程，以“周期评”促交流，以“公开晒”抓质量。此外，建设十大创新基地，以及成为全国第一个同时拥有国家级建筑规划景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级建筑规划景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学院，也使同济建筑规划的理性思想在教学上有了面向未来的承载平台。

第二个问题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的时任院长珍妮弗·沃尔琪（Jennifer Wolch）——你们是不是还在培养为我们深化设计创意的建筑师？她的直率设问对我们2009年启动的以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为导向的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试点单位教学改革预研工作很有启发。在同济“卓越计划”改革过程中，强化实践教学，与加强理论教学、拓展国际视野相辅相成，同步开展。作为“国际化”优势明显的国内顶尖规划建筑类学院，应该直面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加快提升学生国际竞争力的步伐。首先，经过对比分析发现，把“重实践”的比较优势和国际一流学校在理论、技术等方面的长项结合起来，在已有量大面广的“国际化”办学基础上，构筑起规模化、立体化和常态化的国际教育链，可以成为实现目标的最有效途径。一方面，对标国际经验缩短学制，以“4+2”学制为核心，提供“4+0”、“4+1”、“4+2.5”、“4+1+2.5”、“4+3”多样化选择，也把主体出口规格提高到硕士层次；另一方面，在国内率先以一批各具特点的国际双学位项目建设为抓手，形成倒逼机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包括师资力量组织、英语课程建设和教学管理机制等方面的适应性改革。

从建筑规划景观学科专业的特点出发，教育教学的设计最终会指向“说服力培养”这一核心目标，不仅要构筑职业生涯的高起点，更要着眼于把学生送入终身学习的轨道。

写在同济建筑70周年之际

2022年是同济建筑70年的大庆，回想我从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到留校当老师至今也已走过了相当长的路了，今年也恰好是我从教30年的年份，不禁感慨。说起同济建筑，大概所有的同济建筑学人都会记得“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同济学派特色，同济建筑的“洋气”来自于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会深厚积淀的历史，从1992年开始的浦东开发又给同济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参与实践的百年难得的机遇。可以说，同济建筑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与改革开放一起腾飞，这也是我们同济建筑学人与祖国同行的幸运。

同济建筑从建立之初就强调“空间原理”，空间的基因可谓是同济建筑学人在国内建筑学界和业界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尽管在旁人看来，同济建筑的作品很少有在形式上的大一统风格，但是注重人的使用，以及人们对空间的感受则是一直以来的追求，如果去仔细品味同济人的优秀建筑作品，便会明了个中奥妙。

同济建筑的教学，历来坚持以空间为核心的设计理念和教育方法，建筑和城市为人服务作为设计的核心追求；历来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注重参与实践；历来坚持面向国家和地方城市建设的重大需求，在国家和地方建设最需要的地方，总是活跃着同济人的身影；与此同时，同济建筑也是最为开放的学术高地，一直以来有着活跃的国际合作，保持与国际学术前沿的对接。

同济建筑的开放、自由、务实、前沿的特性，将一代一代的传承和发展，为国家、地方的建设作出同济贡献。

为同济建筑系70年大厦添砖加瓦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前身建筑系于1952年在全国院系大调整的过程中成立，经历了70年的漫长岁月，我们无论在规模、专业设置、研究生培养等方面都已进入全国的前列，乃至世界范围也有立脚之地。尤其在专业设置的创新性和学术思想的开放性等方面都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同济建筑系好比已建成的70年大厦，其中的每块砖都是全院师生不断堆砌的。在1989年到1994年的6年间，我作为建筑系主任也与师生们一起为建筑系添砖加瓦而努力，历史需要记忆。

1）成功参与全国首批建筑学教学评估。1992年全国高校建筑学专业开始评估，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和天津大学这四所高校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为全国全面开展教学评估探索经验。同济建筑系一方面参与了评估文件的编制与讨论，同时评估过程全系动员，自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提高，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专业评估。

2）以环境观组织建筑教学新体系。这是建筑教学内容改革，同济建筑系长期以来一直以“空间”体系组织教学内容，区别于以建筑类型组织的教学体系。为了适应20世纪后半叶国际建筑、城市学界逐渐形成的由“空间观”向“环境观”发展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建筑系专题组织教改团队，研究和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调整和改革，完成了“以‘环境观’组织‘建筑设计’教学新体系”的教改成果，并获得了1993 年国家教委教学成果二等奖。

3）改革“建筑设计初步”为“建筑设计基础”。这是教学组织体系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同济建筑系“建筑设计初步”在全国最早一批引进“构成”教学。“空间构成”“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等训练使学生的造型技能得到很大提高，但纯技能训练与高年级的建筑设计教学脱节，产生了矛盾。为此我们组织相关教研室主任和教师进行研究，得到的共识是“构成”教学要与“功能”“技术”等教学结合，从建筑入门开始就应培养全面的建筑观。为此我们决定将一年级纯技能训练的“初步”教学扩大到二年级，与建筑设计基本方法结合，并将长期延用的“建筑设计初步”改名为“建筑设计基础”，目前全国很多院校也采用这个体系。

4）在全国率先组织国际联合教学。为了使教学进一步扩大视野，与世界接轨，1994年我与香港大学建筑系主任黎锦超教授商定，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起（后来又有耶鲁大学加入）进行每年一次的城市设计国际联合教学。随后，三校研究生在同济大学结合上海的课题，共同设计、交流和讲评，使学生既扩大了视野又提高了外语能力。

同济建筑设计教学体系的回顾

20世纪50年代中期，冯纪忠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建筑系时曾提出“花瓶式”教学模式。在学生四个年级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放—收—放—收”的教学模式，既放手培养学生对建筑设计的创造能力，又引导学生严格地把握建筑设计中的功能、技术和经济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冯纪忠提出以“空间为纲”的教学体系，打破过去按功能类型来安排建筑设计课程的惯例，根据不同的建筑空间共性，如基本空间、大空间、排比空间、序列空间、多组空间等来组织建筑设计教学，学生在课程设计中表现出对建筑空间品质的把握。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着重进行了“建筑设计基础教学新体系”的研究，率先在国内将形态构成、空间限定等理论引入建筑设计基础教学，对原有的建筑初步教学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其目的是通过对形的抽象分析，让学生把握一套对建筑造型方面较为理性的处理方法。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摸索出了一套针对建筑设计的基础性训练方法，形成了较有特色的教学系统。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提出了以环境观形成建筑设计教学新体系的设想，使学生对建筑的本质理解从空间上升到环境的高度，巩固和发展了以往教学体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精神为指导，把办学思想定位为：着力于培养以未来注册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为主的，具有多种职业适应能力的通才型、复合型高级人才；积极创造条件，因材施教，鼓励各种学位层次上作风务实、目光深远、专业拔尖的英才脱颖而出；立足于国情，与上海大都市的地位相衬映，与国际先进的建筑教育相接轨；保持同济建筑学整体、系统、开放和持续发展的教学特色，参照社会发展对建筑人才需求的变化趋势，既确保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强调创作个性的发挥，又注意对人为环境及其建设项目的策划和经营能力的培养。经过五年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使学生熟悉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在建筑的工程艺术观、环境生态观及文化历史观上得到全面的提升。

这期间，我们根据建筑学专业评估的要求改进了教学体系，提出了加强教学系统的整体性，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纲，使教学更具有系统性、连贯性和开放性的教学体系新构想。在新的教学体系中，我们把建筑学专业所有的教学活动看作是一个整体。将五年教学分为“启蒙与初步”“建筑设计入门”“深化与分化”“综合训练”四个阶段。把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归纳为理论能力、设计能力、表达能力、技术处理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五个方面。进一步理顺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相互关系，根据建筑学专业《评估标准》的要求，制定了各阶段教学要求。然后根据不同的培养阶段、不同能力培养的子系统的要求，制定了我系《建筑学专业教学总纲》（以下简称为“《教学总纲》”）。《教学总纲》实际上是一个教学总体规划，使公共课、建筑理论课、建筑设计课、建筑表达课、建筑技术课、计算机应用课、实践环节等各门课程形成一个开放性的教学系统及网络。

与此同时，我们不再把《教学总纲》的每个子系统中的不同课程看作是孤立的不同课程，而是按照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共性、差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前后连贯的、相辅相成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应该有一个《建筑设计类综合教学子纲》（以下简称为“《教学子纲》”），我们将其视作为一个区域性的规划，它以专业能力的培养为纲，对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更加具体、更加深入地进行控制，使《教学总纲》的要求能够落实。例如，建筑设计类的课程是我们教学的重要环节，从入学到毕业涉及的课程多，所占的学时多，教学投入也最大，是我们专业至关重要的核心类课程。我们在《教学子纲》的制定过程中：坚持形象与逻辑、理念与手法、艺术与技术、学习与创造、课堂与实践等几对教学范畴并重的原则；建立以设计课程为经，其他课程为纬，持续开放的教学子系统；强调建筑基础设计教学与建筑设计教学、辅助课教学与主干课教学的衔接、穿插和配合；并加强建筑认识实习、传统建筑测绘实习、设计院实习，以及结合实际工程项目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上述《教学总纲》、《教学子纲》可以保证对教学从整体到局部的控制，同时又是一个开放式的、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相结合的教学体系。  

我经历的同济建筑教育

我以三种不同的身份在同济大学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建筑教育。

1）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离不开南方的大米来到同济大学学建筑。那时的同济建筑教育基本就是设计教学，通过每学期两个设计课题，让学生掌握不同空间类型的设计方法，造型和功能是两大法宝。在今天看来，颇具类型色彩（但不是罗西的类型学）和现代意味，也对过去30年的中国建筑教育产生过广泛影响。

2）2000年回到同济大学任教。最初的感受是和当初学生时代“没啥两样”，但正是这个时期同济的建筑教育（与整个国家同步）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科学元素的注入，中国的建筑学开始走向研究性；另一方面是国际化，同济充分发挥了多元的历史特点与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成为中国建筑教育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随之而来的是与教师研究兴趣相结合的多元自选设计课题开始出现，以国际双学位联合培养为核心的大规模国际合作迅速展开。

3）2014年开始担任建筑系主任。我将工作的首要任务定义为“发展多元传统，强化现代性特点”。这一指导思想源自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办学特色决定品质，同济建筑的现代性色彩在国内独树一帜，但与欧洲的理性学派相比却明显稚嫩；二是当代科学发展对学科和行业产生着巨大冲击，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是当今教育的重大课题。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逐步启动了“通过宽度与深度的双向拓展提升培养高度”的设计课程体系。新体系的核心是将建筑设计训练分解为体现培养宽度的“专题设计”和培养深度的“建筑设计”两类平行课程系列，针对不同目标采取不同训练手段，分别通过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成果要求、师资队伍组织。“专题设计”系列强化了既有的多元自选题，以拓展学生视野；“建筑设计”系列则突出方法和系统性，以加大训练深度。两条线索形成互补，实现训练跨度的拓展，使培养变得多元。

《时代建筑》“同济建筑70年（1952—2022年）”主题文章简介

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同济大学建筑系正式创立。2022年，在新冠疫情肆虐、俄乌冲突和台海危机的全球时局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迎来了70华诞。《时代建筑》配合学院的70周年院庆工作，在2012年“同济建筑60年”专刊基础上，力图从历史纵深处进一步梳理学院从开创、发展到成熟的进程，呈现近十年新的成果，更力图展现学院当前的教育理念和未来的学术发展方向。

在主题栏目里，基于60周年院庆时郑时龄院士提出“现代建筑意识”是“同济学派”的本质性特征，以及伍江教授提出的同济建筑精神，郑时龄院士和华霞虹教授的文章从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创作风格等角度，进一步以“现代性”定义了“同济学派”何以为“学派”。常青院士呈现了近年来对“历史建成环境再生”议题进行理论反思的学术高度。吴志强院士、伍江教授和李翔宁院长的文章都聚焦同济建筑和上海城市的关系：伍江教授从历史维度讨论同济建筑与上海城市的关系；吴志强院士从上海的城市文明基因的横交纵传特质，思考上海学派如何创造新的模式、新的理论和新的空间；李翔宁院长明确提出一种向上海学习的城市建筑研究范式，既发展了伍江教授提出的同济建筑与上海城市的关系，也回答了吴志强院士构建上海学派的路径问题。袁烽教授的文章建立了同济数字化建筑前沿探索与包豪斯思想渊源的关联。两位建筑系主任胡如珊与王一教授，分别从国际视野和学科发展史来反思同济建筑系如何定位和继续前行。汤朔宁教授作为同济设计集团的新总裁，回顾了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与学院的相互支撑，以及同济设计集团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卢永毅和阴佳教授的文章代表性地呈现不同学科团队的教学历程和教学特色。支文军教授阐述了《时代建筑》杂志与当代中国建筑的积极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学院的贡献。林中杰和童明教授曾有过同济求学或工作的经历，他们以外部和内部兼而有之的视角，分别对同济的城市设计学科和包豪斯精神进行审视和思考。

主编：支文军教授